戴安娜·阿西尔名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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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阿西尔简介：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阿西尔以其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发掘并合作了众多杰出作家，包括V.S.奈保尔、简·里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她于76岁退休，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回忆录。她在89岁高龄时写下的回忆录《暮色将尽》于2008年获得科斯塔传...
共817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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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旅行回家时我都更加快乐，而且我从旅行中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能丰富我想象力的美丽事物，学到了有趣的知识，遇到了有趣的人，开怀大笑了很多次。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引导着另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神经，一根接一根地复活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趾高气昂的南方人和充满憧憬的北方人大肆宣扬，说欧洲温暖地区不存在清教主义和拘谨氛围。花大力气去论证、去强调男性风度、记录艳遇数量一一也许，在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所遇到的确实不是被压抑的性欲，而是有时会令人起疑的、想象出来的性吸引。尽管也一定存在着千千万万真实而温暖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胖子雅尼·哈吉卡基斯这个极端的例子，对我来说似乎有他的意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院一一此时此刻，我已经知道自己会爱上牛津。对我而言，在那个玩耍即生活的年纪，牛津的日子成了二场游戏。小动物们嬉戏、猛扑、跟踪混为一团地摔跤，都是非常严肃的活动，是一种学习，如果缺乏这种学习，它们未来将无法作为成年动物而生存。对人类而言，这类游戏往往由于经济需求的限制而局限于儿童时期，在这段时期，人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但并非一切。牛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是这种学习和成长的完美场所，这一点并非我事后总结，而是当时就意识到了。我的一些朋友对它渐渐失去了耐心，觉得这种生活不真实，但我认为，如果能有三四年的时间，既可以享受成年人的优势，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你还想要求什么呢？而且能有这么一整座城市，按照习俗，年轻人可以将它当作自已的地盘，自信地走过主街，如同走在自家的后花园，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得傲慢和荒谬，比如在餐厅里装腔作势地大声说话惹恼他人，或参加聚会时随身携带一条草蛇，这类事情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做得如此自然随性，但此时，你又正需要这么做。在你身后，是中学如监狱围墙般的束缚和家里令人沮丧挫败的亲密关系（当你以为自己很风趣时，就会有家人说“没人喜欢矫情的女孩”），在你前方，则是工作和婚姻中不可避免，但也未必不受欢迎的规矩约束。但此时，此刻，当下，正有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交谈和行动，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段无比灿烂的好时光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 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一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撼。在学校，我们从来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那失败感的基调始终存在，就像河床，然而，经过河床的水流比我想象的要深多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看着雷诺阿，就像在派对上遇见了一个人，你们彼此毫无进展，因为其中一方或是你们双方碰巧都心不在焉，但等到再次见面你才发现，他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第一次见面看似毫无用处，但没有它，第二次也不会发生。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外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哪怕仅存我一个后人还轧根于那个世界，她所爱的东西就会一直存在。 但要是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机会或错过机会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情况会怎样呢？ 这真是个让人后背发冷的问题，而我就身处这个问题之中。我等待着身体开始发抖。 然而，颤抖并没有发生，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坐下来写这本书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一九五八年，我四十一岁，开始觉得中年是段平静而非令人沮丧的时光，只要我不往前看太远就行。刻意的“近视”能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我正行走在一片平坦的平原，而不是下坡路上。 ……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失败是我生活的内核。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人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无法将爱情区分为“肉体的”或“精神的”，做爱也不是一件仅存在于做爱那段时间的、转瞬即逝的好事，而是每做一次就增加一点的，对整个幸福感的扩展。…… 所以，幸福随爱而来，由爱增加，对我来说它还赋予了肉体欢愉以色彩，当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东西，包含了比我个体的情感和感觉更广阔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关注交流的困难问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不断在强调这一主题，以至于如果 一个人相信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那他会显得幼稚天真。可是，当你遇到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不同社会，不同经济背景的人，却发现你和他可以完全凭感觉来谈论任何事，即使彼此意见不一致，也有十足把握能互相理解，如果这不是交流，那又算什么呢？在这样的相遇中所发生的信任感和轻松氛围，真是另一种更广阔、更持久的美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不再在我所爱的人身上寻找其他人，我希望他尽可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和陪伴，但也仅止于此。 我希望他作为自己活着， 没有不幸或不快乐。也许这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习惯已经固定，不再想要更多东西，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 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只有和一些非常愚钝的人相比才显得聪明。在我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身边，我显得很愚蠢，根本不会思考。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对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启动思考的过程。我自己的脑子里倒是有一扇门，会在风中前后摆动。很多东西被吹进去，其中有些还不错，但没有一样能如我所愿地受我掌控。我有直觉，有同情心，有分寸感，有超脱的能力，但就是没有那种能“咔嗒、咔嗒、咔嗒”构建起思维架构的本事。在工作中，我经常因为缺乏思考能力而自惭形秽。我有时会因为糊里糊涂而干了什么事情，或把什么事情忘在一边，这让我既痛苦又困惑，所以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迅速转向一些与组织事件或组织想法无关的事情上。我擅长判断自己喜不喜欢某人的作品，擅长理解别人的意思，或试图表达的意思。如果我在这些事情上做错了，那通常是事出有因，而不是因为我愚蠢。但是，我认为组织和构建的能力是可以习得的，我却没能学会，因此在工作中，我的这种欠缺带给我的压力，远比我已拥有的能力带给我的安慰要多得多。在工作之外，在生活中，我并不介意这样的愚蠢，虽然有时确实不方便、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从情绪彼动中也获得了足够的愉悦和乐趣。但显然，我不能以拥有高智商来证明我的生命价值。我一直都不够善良。我所谓的“善良”，部分是基督教教育的遗泽，部分来自经验主义，意味着以无私为中心。我所见过的罪恶和弊病，大部分都来自人对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所产生的一些可怕的错误认知。然而人的品质是由其行为而非信仰所决定的，一次又一次，我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将自己微不足道的舒适和便利，看得比他人的快乐和悲伤更重要罢了。我既不够勇敢，也不够精力充沛。我认为开拓经验的边界非常重要，但由于懒散和胆怯，使我无法在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实践它。我懒于参与政治；对于探险旅行也一直不够进取，只因为担心身无分文在陌生之地不够安全。我内心和嬉皮士意气相投，但当考虑到他们拓展经验的具体技巧时，我就能看到...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知道一切终将继续就是答案。如果我能神清志明地死去，而不是被药品麻醉或被痛苦折磨得神志不清，我希望我最后的思绪能停留在植物生长、孩子出生、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们在花园里于活或给朋友们打电话这些事情上。正是在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存在之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脉动：就是这个脉动，在万物中哼唱、悸动，因而也存在于我的体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对于那些依靠感官接收信息来保持内心平衡的人来说，当感官开始衰退时，考验就会到来。当我再也无法看见（我外婆在去世前十年就没再见过星星了），再也无法听见（她说先是云雀的叫声消失，然后所有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当我的身体——不仅给了我所有最可靠、最令人慰藉的快乐，也帮助我走出局限性，去接触其他人和其他事物 ——变成一个痛苦的负担（想想吧，微不足道的消化不良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个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实可能证明，这种生命的跳动只不过是血液在我耳朵里流动的声音。我所希望的是，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害怕，如果不是因为我也像花朵、火柴盒、狗或其他任何人一样，以同样的强度存在着，那为什么就算有这么多我本无须活下去的理由，血液却依然如此稳定地跳动了这么久呢？只因为这一切，都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只能用“我即是我”这几个字来表达，不需要别的证明或理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保罗基本上就是我如上所描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就是白皮肤，所以我通常很少被皮肤白皙的人吸引，尽管保罗的头发在夏天时会被晒成几缕金色，像用过氧化氢漂染过一样，但他的肤色是拉丁人种的天然肤色，哑光感的皮肤，一双雪利酒般的褐色眼睛，与他紧凑的、仿佛精雕细琢过的五官相得益彰。他通情达理、反应敏捷，但并不能称得上聪明；他性格随和，意气风发，但也不能称得上诙谐风趣一只是当时的我还看不出这其中的差别。他很有自信，也很有魅力，在一些更有阅历的朋友或更清醒的年轻人眼里，他是有些行为不端的，因为他总是缺钱花，而且会和任何愿意与他亲近的女人谈情说爱，哪怕对方可能是朋友的妻子或女儿。 他首要的品质，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场合都很自在”，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人身上的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这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人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他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阐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对于习惯了在宽阔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在大海里航行当然更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意识到，像帆船这样小而脆弱的人造装置，要能经受如此巨大冷酷的对抗力量，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但是大海一大海里的水也实在太多了吧。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可怕，那就是从高空俯瞰云层，云层呈现出大地的模样，仿佛我出现了幻觉。在这样的情境中飞行过后，那些沟壑、峭壁，那些像从被侵蚀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悬崖和山峰，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常识告诉我，如果我穿着降落伞跳下，会穿过这些云层，这就够槽的了。但更糟的是，我在噩梦中发现，自己竟然落在了云朵上，原来它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存在着、没有水，没有温度，没有任何东西生长其间，我成为那里唯一的生物，我只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坚实但完全属于陌生秩序的地方跌跌撞撞、挣扎死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希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起初，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难以忍受的梦境中。普尔特尼酒店餐厅里一排排墨迹斑斑、紧凑摆放的桌子，一摞摞填写着数字和姓名首字母的表格，被划坏的笔尖，标有“待处理”字样的锡盘，这一切显然对其他人都有意义，对我却没有。我只知道，我所在部门的二个下属分支部门负责把排雷设备从一个海军基地转移到另个海军基地，但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些设备，而且似乎转移之前或之后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些设备的任何情况。这些疲惫的中年人严肃谨慎地从事着他们蚂蚁般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办公室世界，有自己的惯例、必需之事、禁忌和幽默：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绝非令人不快的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或鄙视的世界，但不是我可以想象自己能归属其间的世界。每天晚上，我会离开这里，回到一个铁路工人简易住宅中的一间小盒子般的卧室。他的妻子会给我做一顿分量很大的晚餐，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书。经历了贝克顿和牛津的日子，这种情况虽说有些奇怪，却并不令我沮丧。我只是觉得自己仿佛被悬在了空中，默默等着，看看能否找方向。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伊夫舍姆，我唯一享受的是早班刚开始和晚班快结束的时光。我们需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值班的人都是独自工作的。在冬季清晨五点半的黑暗里，BBC的穿梭公车在大厦门口将我放下，我慢慢沿着车道向上走，边走边捡柴火。然后走进一间房间，那曾经是最好的卧室之一，在壁炉里生上火，再从食堂取来茶和香肠，坐在地板上吃，看着炉火慢慢烧旺。开始时总是很冷，而且那个时段只有少数人员在工作，我待的地方经常几乎二个人也没有。这些野餐似的早餐有一种神秘的乐趣，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蹲在废弃屋里的流浪汉，这种略带迷惘的快乐，是我对那段时间唯一的记忆。数摩静盛风的语册出器质唐我夏鉴 后来我们被调回伦敦，成为BBC这台大机器中被接受的一部分，这份工作就变成了普通工作，持续了五年，直到战争结束。这不是一份令人兴奋的工作，但能让我们忙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随时回答咨询我们的任何问题，我们通常也能做到，所谓信息服务，只需要知道去哪里找到信息罢了。与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女性我都很喜欢，如果我不喜欢谁，通常大家也不怎么喜欢。我还发现，在团队中有一个不受欢迎的成员作为其他人之间的催化剂不是件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升任这个分部的负责人，此前我曾有一次没被选中，被提拔的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女孩，这事还蛮有戏剧性的。后来她的工作效率被发现并不如预期，再后来她就离开大家去生孩子了。升职后，我只是有点高兴，其他女伴们却说：“一开始就应该是你。”她们喜欢我，我很开心（同时也觉得很幸运，因为全靠她们，这个部门才得以维持运转），但我对工作的关心其实非常肤浅。那时，我对任何事情的关心都很肤浅。我的生活并没有与战争紧密相连。保罗死了，但他在那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我的一个表弟也死了，但他比我年轻，因此我之前和他也没有太亲近。我认识的其他一些人也死了，但他们并不属于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死亡就像有毒的战争氛围凝结了片刻，然后...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一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狱瓣赛领餐在惰性强加给我的这些荒谬限制中，我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就是当时还能往来的几个朋友的陪伴（我不多谈我的朋友们，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珍贵）。还有我读的那些书，以及在办公室里过的小小日子，这些通常都很有趣。同事之间的亲密情谊是令人愉快的事，而且非常真实，但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相遇时，这种亲密感却会令人困惑地立刻消失。一如既往，我可以随时观察周围的事物，无论是法国梧桐上舒展的树叶，还是公共汽车上人们的面孔，或屋顶上尾随同伴昂首阔步的鸽子，以及欣赏画作。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贪婪地不肯放手是可憎的，放弃则是可鄙的。当我自己处于不幸状态时，我倾向于转向被鄙视而不是被憎恨，但当虚荣心作祟，令人必须在这两种邪恶中做选择时，谁不是宁愿被人憎恨，也不愿被人鄙视呢？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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