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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简介：
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美国作家、语言学家。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时尚芭莎》《嘉人》等。已出版的著作《异教语言学》《语言恶女》等获得了《华盛顿邮报》《柯克斯评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的赞誉。
共426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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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想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子拉近彼此的距离。 而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他们说的话是真是假暂且不提但是他们闲聊时轻佻随意地交流性侵女性的经历——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好男人”——是在强化“侵犯女性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一错误想法。正如卡梅伦所言，“当你物化一类人，并将其非人化”——无论是女性还是少数族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任何人——“虐待他们就会更容易，不会产生任何罪恶感”。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找到了一个精准的词来形容，即“兄弟权制”（frariarchy）。许多人认为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后封建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士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028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1ik”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一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氨无半个世代。”一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t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113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铁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措述性强的活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例……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114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个故事与路易丝·0。沃什瓦里的理论是吻合的，即生活在贫穷地区或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年轻的移民女性，更有可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社会流动。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蓝领工作，而且蓝领工作的薪水比许多工人阶级女性的工资要高。“从历史上看，在煤矿地区，一个矿工一周赚的钱比他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个月赚的钱还多。”沃什瓦里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尊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comsomants）进入班图语的原因一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人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数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个项目必须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完成。谢谢。”（“冷酷婊子”cold bitch）“The project needs to be done by tomorrow at 3 p.m. Thanks.”“如果你能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完成这个项目的话，那就太！棒！了！非常感谢！！”（“可爱的花瓶”adorable eye candy）“If you could possibly have the project finished by tomorrow at 3 p.m., that’d be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一个如此重视男性的强硬和进取好斗、女性的优雅和恭顺的文化中，如果有人指责你不具备你所属的性别该有的样子，通常会让人感觉遭到了最严重的羞辱，因为这是在告诉你，你连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都没做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向国王请愿是没用的…有意义的斗争向来源自草根运动。”但我很欣赏罗斯的想法，我也同意，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或许，也可能只是因为如果你对一句脏话进行足够多的分析思考，它带的刺最终会被消除，就好像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词，它慢慢会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愿意相信，终有一天，女性的性行为会永远不再受到谴责。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被称为“slut”，他们也知道其中几乎没什么冒犯的意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已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k如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将性描述为一种快乐体险，并将快乐体验与生育分开，承认女性有积极主动的性欲、是自信的性主体，而且性过程不必以勃起的阴茎为中心，这类话语将挑战并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神话，一个讲述相互探索、交流、发现和被此满足的神话，在其中，插入阴茎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是享受情爱的多种可能方式之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不期望“vagina”“penis'”这两个词，以及那些欠妥的俚语代称完全消失。但我喜欢鼓励女性和性别酷儿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描述性和他们自己的身体，不用在意医疗专业人士、电影或色情片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如从第一步，对性伴侣使用我们选择的词语开始，接着在生活中对我们的朋友使用它们，然后把它们带到互联网上，看看结果如何呢？也许这些词背后的含义会逐渐渗入文化意识当中，终有一天，把阴道叫作“VCVC”和“sex sheathing'”（性爱鞘）会跟“snatch”和“screw”一样普遍。也许用自己造的词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的想法终究会流行起来。也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随之而来的最终会是性权力天平的重新平衡。VCVC：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短语是朗朗上口的复合短语“vaginal-cliteral-vulval complex”（阴道-阴蒂-外阴复合体），或简称“VCVC”。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戴莉和卡普蒂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死硬派，她们真诚地相信女性性别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更优越的，一个由女性领导的世界应该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大部分政治右翼人士觉得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是她们这样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让一门语言女性化并不是从元音、辅音甚至词汇的女性化开始的，而是从改变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开始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就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一块田园诗般的自由飞地，里面随处可遇见18岁的原声吉他天才）的女性主义学者亚当·塞特拉（Adam Szetela）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段艰难的道路。塞特拉告诉我：“我认为女性主义语言这一进步性的变化会遭到——其实已经遭到了——某些强烈反对和抵制。”他的理由是保守右翼及其“极右翼继兄弟”将继续坚定地阻止女性主义价值观在英语中的主流化。塞特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尤其造成了倒退效应，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扭转过来。“虽然在某些领域，些过去可接受的说法现在因变得不妥而被淘汰掉了，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却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性别歧视…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他在2017年12月给我的信中说道，“因此，特朗普时代那些即将成年的年轻男性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性别歧视言语是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与女性联系、互动及谈论女性的方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1.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我敢打赌，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一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一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普通人每天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习知识，了解我们言语中每一个受迫害的元素——模糊限制语、句尾升调、咬舌发音、气泡音——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强有力的、可证明的存在理由，然后怀揣着这些知识自信地生活。当有人试图质疑你的声音，或对你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要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误导，这样可以帮助你与他们展开对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母语》中描述的反乌托邦式父权未来，努力使我们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朝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拉尔·齐曼在电话里满怀渴望地欢呼着告诉我，“我认为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为那些需要好东西的人带来更多好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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