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经典语录

不确定的失去，让人恐惧，
不确定的得到，让人兴奋。

——罗振宇《时间的朋友》

我们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我们塑造自己的方式

——罗振宇《时间的朋友》

对自己不满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契诃夫《佚名》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黄金时代》

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因此，必须追求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

——余秋雨《中国文脉》

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余秋雨《中国文脉》

传说和神话为什么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鄙视？因为它们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具体限定，又许诺了夸张和想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超越这些限定、享有这些自由的，极有可能是人类的信念、理想和祈愿，这就远比历史学重要了。历史学作为世间千万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并没有凌驾全部精神领域的权力。

——余秋雨《中国文脉》

以宫廷故事挤走市井实况，甚至挤走九州民生，这是中国“官本位”思维的最典型例证。

——余秋雨《中国文脉》

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而明确的哲学理念。文学就是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请问唐代那些大诗人各自信奉什么学说？实在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转换，甚至同时几种交糅。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写出千古佳作。

——余秋雨《中国文脉》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余秋雨《中国文脉》

历史只要到了这种让两个杰出男子毫无个人情绪地默默对峙的时分，总是立即变得十分深刻，每个时辰都有万钧之力。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种故事化的浅薄深深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种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体验这种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

——余秋雨《中国文脉》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

——余秋雨《中国文脉》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当做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模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

——余秋雨《中国文脉》

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被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
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失落在机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余秋雨《中国文脉》

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余秋雨《中国文脉》

其实，过度纯净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珑剔透，总也无法改变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过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还会割手。何况，玻璃也是化合物质，哪里说得上绝对的纯净？

——余秋雨《中国文脉》

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以无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时各处，使人们难以招架。研究仅止于研究，尽量不要与他们争吵。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

——余秋雨《中国文脉》

我们能在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想象那些围墙里的情景吗？可以肯定，这个门庭里进进出出的人都很少谈论书法，门楣、厅堂里也不会悬挂名人手迹。但是，早晨留在几案上的一张出门便条，一旦藏下，便必定成为海内外哄抢千年的国之珍宝。晚间用餐，小儿子握筷的姿势使对桌的叔叔多看了一眼，笑问：“最近写多了一些？” 站在背后的年轻保姆回答：“临张芝已到三分。” 谁也不把书法当专业，谁也不以书法来谋生。那里出现的，只是一种生命气氛。

——余秋雨《中国文脉》

在大禹看来，与其每次选拔都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还不如找一条能够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袭。世袭中也会有争夺，但规模总要小得多，与苍生关涉不大。高明的大禹当然不会不知道，儿孙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辈，将会辱没自己的家声和王朝尊严，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祸。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可以通过强化朝廷的辅佐力量和行政机制来弥补？总而言之，这是在文明程度还不高的时代，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权力争夺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余秋雨《中国文脉》

人们在承认这一切之后也应该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对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当他睁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刚刚拥有的辽阔统治范围，沉思片刻，便立即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在古代马其顿，差不多和孝文帝死于同样年纪的年轻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每征服一个地方，总是虔诚地匍匐在那里的神祇之前，这也是在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

——余秋雨《中国文脉》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出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余秋雨《中国文脉》

曹植固然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而曹操的诗，则是礁石上的铜铸铁浇。

——余秋雨《中国文脉》

伟大必遭凶险，凶险的程度与伟大成正比。

——余秋雨《中国文脉》

他不在乎历史，但拥有他，却是历史的骄傲。静静的他，使乱世获得了文化定力。因此，他是那个时代的文脉所在。

——余秋雨《中国文脉》

唐代懂得崇拜，懂得从盛世反过来崇拜乱世，懂得文化极品不管出于何世都只能是唯一。这，就是唐代之所以是唐代

——余秋雨《中国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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