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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老人对我们的爱,已经与他的生命等量齐观。因此,在他生命结束时,也要我们陪伴。那盆越燃越旺的火,映照着他越来越冷的身体。他想用烈火,把我们与他熔成一体。结果,与历史上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因爱而毁灭、而断裂。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 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有时,不读书也能构建深远的情怀,甚至比读书还更能构建。这是因为,我们在失去文字参照的时候也摆脱了思维羁绊,容易在茫然间获得大气。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废墟,特别注重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污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湮灭的技术原因。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法家当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得多、热闹得多。也许老虎还在,却在一片猿啼声中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很容易造成言论自由的假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内循环”,再激烈也属于“自言自语”。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心里想的是,让一个人拔离乱世投入书海,是一种惊人的体验;再让他拔离书海投入幻想,体验更为特殊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
——余秋雨《中国文脉》
83天。我打算回去了,李米,反正我也成为不了那种你们想要的那种人,看来只能这么普普通通了。我真的很没用。是不是你也觉得我很没用啊?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221天。我就要回去了,李米。我现在算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已经能够看到我们未来超市的样子。你会原谅我吗?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有时候欺骗是一种善行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死亡是 一种飞翔 比生简单 岁月穿过时间的手指留下踌躇的时辰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708天。告诉你一件事儿,李米,几乎都快成真的了,我今天早上我到了机场,我站在大厅里,那一刻思念像一条在草上爬行的蛇。我突然想要回去了。我买了机票,过了安检,一直走到登机口!——最后我还是出来了,机票钱退了一半。我多想回去啊,你知道吗?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对不起,如果我认错人了,那么更对不起了。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湖底对自己是无底的, 岸对自己也无岸。它的水对自己也是不湿不干的,它的波浪也不感单一或个别。这些波浪在既不小也不大的石头周围,对自己那听若无闻的轻声细语轻声细语。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430天。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李米,也许我已经成了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谁知道。昨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昆明,我突然一下哭了。你还在等我吗,李米?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他跟我说,遇上我,是他那么大,最开心的一件事.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那时候思念像一条在草上爬行的蛇
——曹保平《李米的猜想》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〇九年 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余秋雨《中国文脉》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余秋雨《中国文脉》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温热。
——余秋雨《中国文脉》
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古代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例如,不少沉溺“国学”极深的人,可以在国运危殆之时轻易弃“国”,成为汉奸,像罗振玉、郑孝胥、周作人、梁鸿志、胡兰成等等都是如此。后来,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直到今天,不少在传媒上最具攻击性的文人仍然喜欢“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后矛盾。
——余秋雨《中国文脉》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余秋雨《中国文脉》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
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余秋雨《中国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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