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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被视为症状对比极为突出的病:苍白与潮红,一会儿亢奋,一会儿疲乏。该病的阵发性过程可从咳嗽这个被认为是结核病的典型症状中看出来。患者痛苦地咳完后,又疲乏地回到原来的状态,缓过气来,正常呼吸;然后,又咳开了。癌症却是一种增生性的疾病(有时能看得见,但更典型的是潜伏在体内),是那种反常的、最终导致死亡的增生,一种可被测量到的持续而平稳的增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像精神错乱一样,结核病被理解成一种偏执:是意志的失败,或是情感过于强烈。不过,不管结核病如何令人望而生畏,它总能唤起同情。就像当今的心理疾病患者一样,结核病患者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充满自暴自弃的冲动的人。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医生们致力于使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他们开出的处方与当今开给心理疾病患者的开明处方异曲同工:宜人的环境、远离压力和家人、健康的饮食、锻炼以及休息。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政体比作有机体是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政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大体来说,这种诊断总还是乐观的。按理,社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之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在《茶花女》中,当艾尔弗雷多赢得了维欧莱塔的芳心后,就随即把她从邪恶、不健康的巴黎迁到了有益于健康的乡下:立刻,她就康复了。而当维欧莱塔离开乡村,重返城市,就等于放弃了幸福—在城市,她的厄运已经注定,结核病重新回到她身上,她死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由于目的无非是抨击,所以疾病只被分为两类:一类虽然痛苦却可治愈,另一类则可致人于死地。特殊的疾病被拿来充当一般疾病的样本;任何疾病都没有自身独特的逻辑。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此类隐喻对现代那种认为存在一种特定的主导疾病的观念没有影响,在这种现代观念中,健康本身成了颇有争议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以“政体”内部之感染这一常见的隐喻形式为本,莎士比亚发明了许多隐喻变体—不用费神在“传染”、“感染”、“脓肿”、“疮”、“溃疡”和我们称作“瘤子”的那种东西之间进行细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结核病被表现为意识的精神化,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或消弭(被一个无知的“它”所沉压或消弭)。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8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一一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从《反对阐释》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向贵族文化夺回领导权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两个世纪的一场文化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决战。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确为其资产阶级父辈们所深恶痛绝,但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事业其实是当初老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之业,那就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对付“惟一的一种阐释”,或者说以“反文化”(罗扎克语)对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对付文化等级制。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它自以为的前现代文化,而是后现代文化,前者的等级制显然与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处在非同质状态。老资产阶级把前现代文化当作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犯了一个历史错误,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个阶级(贵族)布置下的一个圈套。尽管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资产阶级的反,但老资产阶级不过是“高级文化”(谁都知道这指的是什幺)的一个无意识的代理人而已。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幺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城。这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就前现代对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为。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然而,对流行病的常见的描述,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史家们越是不受这种先入之见的左右,即疾病是对邪恶的惩罚,那他的描述就越发有可能浓墨重彩于该流行病的扩散所昭示出来的那种道德腐败。即便该流行病不被认为是上天对某个群体的审判,但只要从结果一路追溯到源头,它势必就变成了上天对该群体的一种审判,似乎它启动了道德和风尚的不可阻挡的崩溃。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这种曾经一度如此神秘的疾病—正如当今癌症之神秘—却令人想到要对该疾病作更深刻的评判,既是道德评判,又是心理评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前一部小说中,疾病(霍乱)是对暗恋之爱的惩罚,在后一部小说中,疾病(结核病)则成了爱的表达。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 曾使结核病显得如此有趣—或如通常表述的那样,如此浪漫—的东西,同时也使结核病成了一道符咒,一种奇特恐惧的来源。与过去那些波及感染区每一个成员的大流行病(腺鼠疫、斑疹伤寒、霍乱)比起来,结核病被认为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患者与其区社隔离开来。无论结核病的发病率在人口中有多高,结核病—如当今之癌症—都似乎总是个人的一种神秘疾病,是一支可以射中任何一个人的致命的箭,它一个接一个地挑选出牺牲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28]、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梅毒被看作是一种被动地感染上的疾病,是一种纯属偶然的灾难。结核病曾被看作是一种活力方面的疾病,意志方面的疾病,癌症现在也被这样看待。对精力和情感的焦虑,对它们造成的灾难的恐惧,全都被附着于这两种疾病。患结核病,被认为显示了活力的缺乏或活力的误耗。“太缺乏活力……体质上也太弱。”—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如是描绘小保罗。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结核病是一种低能量(以及被强化的敏感性的)疾病的观点,在赖希关于癌症是一种未发泄出来的能量(以及情感麻痹)的疾病的观点中得到确切的补充说明。在一个创造性似乎无所限制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太多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对能量不允许被发泄出来的焦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用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样),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因此,波德莱尔于一八五二年在《异教徒学校》一文中指出:“对艺术的疯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论是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与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患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内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幺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当过度的情感得到肯定时,它们就不再被类比为一种可怕的疾病—那样类比,是为了贬低它们。相反,疾病被看作是丰富情感的表达。结核病是这幺一种疾病,它使强烈的欲望表露无遗;不管结核病患者自己是否情愿,结核病都显露出患者自己不愿表露出的东西。人们不再在温和的情感与过于强烈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隐蔽的情感与那些被显现出来的情感之间进行对比。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欲而不为,疫疾生焉,”布莱克写道—此为其大胆放肆之《地狱箴言》中之一则。 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己(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那种不动感情的现代浪漫自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中有其先驱者(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这些先驱者仍然还是英雄—率性鲁莽,心有块垒,自暴自弃,为自己感觉的无能而痛苦。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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