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美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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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浮现出来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那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里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真理是什么，真理不是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你们老师的想法，真理不是名人名言，也不是某种思想，它就是单纯的存在，它在某一个地方，你们要去寻找它，它才会出现，你们不去寻找，它就不会出现。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阅读首先是感受到了什么，无论这种感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欣赏还是不欣赏。读完以后有感受了，这种感受带来的是欣赏还是愤怒，都是重要的。……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可想而知，一上来就被辽宁文学院的学生攻入几球。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 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最后改变战术，让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马原站在对方球门前，我们给他喂球，让他头球攻门。问题是我们的传球质量超级烂，马原的头常常碰不到球。虽然铁生在后面坐镇球门没再失球，可是我们在前面进不了球，仍然输掉了客场比赛。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笑话。 对他们而言，真正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当别人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似乎是路口，那些交叉的或者是十字的路口。他们在否定“看法”的时候，其实也选择了“看法”。这一点谁都知道，因为要做到真正的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既然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同样可以行走，一个具备了理解能力的人如何能够放弃判断？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对我来说，坐下来写作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障碍物，越过去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没越过去只能原地踏步。总是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我说首先要让你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友谊来，你要坐下来，能够长时间坐在那里。我的这个友谊费了很大劲才建立起来，那时候我还年轻，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外面说笑声从窗外飘进来，引诱我出去，当时空气也好，不像现在。我很难长时间坐在那里，还是要坚持坐下去，这是我写作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写作会不断遇到障碍，同时写作又是水到渠成，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障碍在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强大，当你不是躲开而是迎上去，一步跨过去之后，突然发现障碍并不强大，只是纸老虎，充满勇气的作者总是向前面障碍物前进，常常是不知不觉就跨过去了，跨过去以后才意识到，还会惊讶这么轻松就过去了。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们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情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递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的行为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然而拳击运动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 两年以来，一些读过我作品的读者经常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我的回答是：我已经写了你们。 他们所关心的是，我没有写从事他们那类职业的人物，而并不是作为人我是否已经写到他们了。所以我还得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职业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并不重要。 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当时中国国内的对立关系，就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那时候没有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只是个虚构，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前地主前资本家被剥夺财产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他们战战兢兢，他们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初看到这些让我感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我庆幸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他们。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政治第一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似乎颠倒了过来，有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拥有社会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获得尊敬，也会获得羡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少数的我们成为他们，大多数的我们梦想成为他们，还有不少的我们在仇根他们的情绪里希望成为他们。 ……第一，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要去读平庸的作品。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长期读平庸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也会平庸，写作时会不知不觉沉浸在平庸里。第二，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缺点，包括那些伟大的作品，读的时候不要去关心作品中的缺点，应该关心优点，因为别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那天的讨论会上，张清华以赞扬的口吻，说了一句我在北师大的入校仪式上说过的话：“我永远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虽然很矫情，但是他很感动。 我说这句话是有前因后果的，当时我和儿子一起在家里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看完之后我们一起讨论，最后的结尾让妓女替女学生赴死让我们反感，难道妓女的生命就比女学生低贱？当时我儿子说了一番话让我很吃惊，孩子的成长让父母无法预料。 他说的是罗素接受英国BBC的采访，记者最后请他对一千年以后的人说几句话，有关他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罗素说了两点，一是关于智慧，二是关于道德。关于一，罗素说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当时我儿子基本上把罗素的话复述出来了，我的理解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当然我儿子的复述比我说得好多了，我这个说得很直白，我的是福贵说的，他的是罗素说的。接着我儿子说张艺谋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当成真理了，然后说我也到了这个时候，要小心了。 确实，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想在这里简要谈一谈文学传统和文学先锋性的问题，有人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讨论，这是错误的，传统不是固定的，是开放的；不是已经完成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当传统开始自我革新的时候，就是先锋性出现的时候，所以先锋性只是传统自我革新时的一系列困难活动。由于先锋性常以捣乱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很容易被认为是传统的敌人，其实它就是传统自己的行为，是传统自我不满时必然出现的革新行为。同样的道理，非经验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就是说非经验的起飞，是因为有经验这个跑道，而且跑道越长，起飞越可靠。有句老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叶兆言对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要先读过十年书，才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没读十年书的话，听君百席话也没用。这个读了十年的书就是经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顿悟就是非经验的突然闪现。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韩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这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第一个收获，因为白乐晴教授在书中写到的有关民族文学的段落，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起中国的文学现实，有时候我会觉得白乐晴教授所写的仿佛是中国的事，“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和展示”，这也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所热衷的，而且“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也是不少中国作家的所谓追求。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当时我读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小说本身我印象不深了，但是在小说的扉页上海明威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一首诗：“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当年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深感震撼，我写作中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激活的。那时我还读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在译者前言里提到了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后来直到我写出《兄弟》之后，才发现原来易卜生也对我产生了作用，也影响了我。易卜生的这句话大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所有社会中的弊病我们都有一份。易卜生的这句话和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殊途同归，从两个方向讲述了同样的真理。这让我知道了写作的时候，应该把自己放置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当别人受难的时候，我应该觉得也是自己在受难；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我应该觉得也是自己在犯罪。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当你们开始发表作品、掌握一种叙述技巧后，你们会很不愿意抛弃它，抛弃旧的东西（尤其是已经熟练掌握的东西）是很难的，但往往是旧的东西会阻碍你们往前走。人生也是一样的，不管你们是从事学习、写作、研究，还是从事别的行业，在考虑“如何让自己往前走”的时候，你不得不把自己最喜爱的、最熟练的东西放下来——我所指的“放下”不是抛弃它，因为很可能过几年以后你又把它拿回来了——只要是属于你的东西，它会永远跟随你。你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求知。追求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同理，写作其实也是一种人生、一种技巧，同时考验了一个人的知识面是否够广。以托尔斯泰为例，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都能写得大气磅礴，你不得不服！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写短篇小说时都能够显得如此地大，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显然他做到了。 你们在今后的写作中，也会在不同时期遇到不同的困难。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们要进步了。你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觉得一帆风顺而没有遇到困难的时侯，其实可能是在原地踏步。所以不要害怕困难，越遇到困难就越意味着：命运在向你招手，带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境界。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从短篇小说开始，写到中篇，再写到长篇，是当时中国的文学环境决定的，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文学出版，起码是出版不重要，当时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现在我更愿意写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写短篇小说是一份工作，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完成，故事语言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写长篇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年甚至几年都不能完成，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笔下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出现变化时，他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可能也在变化，所以事先的构想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被突然抛弃，另外的新构想出现了，写长篇小说就和生活一样，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我喜欢生活，不喜欢工作，所以我更喜欢写作长篇小说。 十多年前我刚刚发表《活着》时，有些朋友很吃惊，因为我出乎他们意料，一个他们眼中的先锋作家突然写下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他们很不理解。当时我用一句话回答他们：“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只能用大致的方式说，我觉得作家在叙述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家通过几年的写作，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叙述系统，以后的写作就是一种风格的叙述不断延伸，哪怕是不同的题材，也都会纳人这个系统之中。第二类作家是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O年，我二十岁。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二十三岁，做了五年的牙医，刚刚开始写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职业是写作，还是继续拔牙。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当时我常常站在医院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一辈子？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我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经常在街道上游荡，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游手好闲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这样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了，我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当时我对自己充满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后的现实是什么。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人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黑夜里逝去的。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经常从太平间的门口走过，我看到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显得干净整洁。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口，看着对面那一间有些神秘的小屋，它在几棵茂盛的大树下。 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长大成人以后，我读到过很多回忆录，我注意到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祖父或者外婆们的身旁度过的， 而我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我感到医院养育和教导了我，它就是我出生前已经逝去的祖父和祖母，就是我那在“文革”中逝去的外公，就是十来年前逝去的外婆。如今，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我童年的医院也已经逝去了。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我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了，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还是沿用了上一部的方式，沿用第三人称写作。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后来写不下去，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称，就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仅仅认为这是一种技巧上的选择，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等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自我的角度。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我开始发现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福贵这样的一个人，要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除了苦难以外没有什么——读者在读《活着》时会觉得，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了，除了苦难就是苦难——但是富贵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述一生的故事时，其中是充满了幸福感，他觉得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最好的妻子，又有过两个最好的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他而去了，但他曾经拥有过他们。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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