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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O年，我二十岁。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二十三岁，做了五年的牙医，刚刚开始写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职业是写作，还是继续拔牙。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当时我常常站在医院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一辈子？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因为我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经常在街道上游荡，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游手好闲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这样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了，我一边拔牙一边写作，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当时我对自己充满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后的现实是什么。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人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黑夜里逝去的。白天的时候，我上厕所经常从太平间的门口走过，我看到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显得干净整洁。有时候我会站在自己的窗口，看着对面那一间有些神秘的小屋，它在几棵茂盛的大树下。 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长大成人以后，我读到过很多回忆录，我注意到很多人的童年都是在祖父或者外婆们的身旁度过的， 而我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我感到医院养育和教导了我，它就是我出生前已经逝去的祖父和祖母，就是我那在“文革”中逝去的外公，就是十来年前逝去的外婆。如今，那座医院也已经面目全非，我童年的医院也已经逝去了。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我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了，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首先我应该申明：所有关于我写作风格转型的评论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与我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事实上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真正完成，小说的定稿和出版只是写作意义上的完成；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来说，一部小说是永远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文学阅读和批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如同是给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样，给予一部小说很多的阐释、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学阅读和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指出了作者写作时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一部开放的小说，可以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获得属于自己的理解。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还是沿用了上一部的方式，沿用第三人称写作。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后来写不下去，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称，就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仅仅认为这是一种技巧上的选择，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等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自我的角度。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我开始发现不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福贵这样的一个人，要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除了苦难以外没有什么——读者在读《活着》时会觉得，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了，除了苦难就是苦难——但是富贵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述一生的故事时，其中是充满了幸福感，他觉得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最好的妻子，又有过两个最好的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他而去了，但他曾经拥有过他们。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们原本安排史铁生在场边做教练兼拉拉队长，眼看着失球太多，只好使出绝招，让铁生当起了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守住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以后，辽宁的学生再也不敢射门了，他们怕伤着铁生。有了铁生在后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干脆放弃后场，猛攻辽宁学生的球门。可是我们技不如人，想带球过人，人是过了，球却丢了。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一九八〇年，我二十岁。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
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余华《山谷微风》
我做了三十三年儿子以后，开始做上父亲了。
——余华《山谷微风》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余华《山谷微风》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常生气发怒的人，他因此赞美发怒，认为发怒可以作为勇气和勇敢的武器。蒙田举例另外一些人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这些人指出生气发怒有可控与不可控两种情形。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勇气和勇敢的武器”显然是在可控范围内，反驳者(我想也是经常生气发怒的人)认为生气发怒有时会越过可控的边界，因为:“我们摆弄其他武器，而这个武器(生气发怒)摆弄我们，我们的手不指挥它，而是它指挥我们的手，它把我们握在手中，而不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这话也有道理，一分为二地说，生气发怒是一种情绪，情绪爆发时确实是“它指挥我们的手”，爆发之后就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了。我说:“我经常生气，经常发怒，只有这样，才能把糟糕的阴暗的情绪发泄出去，才能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台下掌声雷动，看这情形，我说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台下六百多个意大利听众，还有三十来个中国留学生，可能和我差不多，也是经常生气发怒。
——余华《山谷微风》
我们这一代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开始回想小时候最为美好的情景时，无一例外都是吃到什么好吃的。这个与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社会地位无关，我问过当时的高级官员的子女，也问过当时的贫穷人家的子女，他们对小时候美好时刻的记忆都是吃到了好吃的，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好吃的”有所不同。我自己对吃的回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馋，一个是挑食。看起来是对立的，其实也是统一的，正是因为挑食，馋就高度集中了。我小时候的馋在那个共同馋的年代里也是出类拔萃，我的父母和哥哥深知这一点。有一次我哥哥去买肥皂，回来时在弄口远远看见正在玩耍的我，马上把肥皂放到嘴边，做出一副吃的样子。我见了狂奔过去，他哈哈大笑，为自己骗术成功而得意，伸手过来让我看清是肥皂。他想看到我极度失望的表情，可是他看到的是我不依不饶的表情，这是馋对我不依不饶。我坚信他刚才正在吃什么，肥皂只是幌子，他把衣服裤子的口袋都翻出来给我看，又张大空荡荡的嘴巴让我看，我仍然纠缠他，结果就是我们两个在回家路上大打出手，我不是他的对手是另一个结果。这只是馋的前奏曲，馋的咏叹调是我把面粉想象成奶粉。
——余华《山谷微风》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七二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余华《山谷微风》
当时他正靠墙站着，他父亲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这事在当时很出名，我父亲说他如果不是靠墙站着，就不会死去，因为他在空地上摔倒时会缓冲一下。父亲的话对我很起作用，此后每当父亲发怒时，我赶紧站到屋子中央，免得也被一拳打死。他家弟兄姐妹有六个，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后，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伤，他们更多的是感叹他父亲的倒霉，他父亲为此蹲了两年的监狱。他被潦草地埋在一个池塘旁，坟堆不高，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长时间里，他都作为吓唬人的工具被我们这些孩子利用。我哥哥常常在睡觉时悄声告诉我，说他的眼睛正挂在我家黑暗的窗户上，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气。有时候在晚上，我会鼓起勇气偷偷看一眼他的坟堆，我觉得他的坟还不是最可怕的，吓人的是坟旁一棵榆树，树梢在月光里锋利地抖动，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几年以后，他的坟消失了，他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后，我们也就完全忘记了他。
——余华《山谷微风》
1. 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的选择，只有接受。2. 微风不是壮志凌云之风，不会去送别荆轲，它知道自己普通微小，所以低调，其低调有点像我少年时期在炎热夏天里寻找的穿堂风。
——余华《山谷微风》
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余华《山谷微风》
主持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于生气发怒的，因为喇嘛一直保持微笑，她同保“你不会生气发怒吗？”喇嘛微笑地回答：“我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发怒，生气发怒既会伤害别人，又会伤害自己。”台下的意大利听众听了他的回答，没有丝毫反应。主持人转过脸来问我：“你会生气发怒吗？”我说：“我经常生气，经常发怒，只有这样，才能把糟糕的阴暗的情绪发泄出去，才能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台下掌声雷动，看这情形，我说出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台下六百多个意大利听众，还有三十来个中国留学生，可能和我差不多，也是经常生气发怒。
——余华《山谷微风》
我穿上背心和拖鞋，走下堤岸月亮进入一片厚厚白云的时候，我回到家中，父母和哥哥在梦乡里已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回家，门没有上锁。我摸黑进去，摸到给我留下饭菜的桌子旁坐下。我在黑暗里吃完饭，在黑暗里上床躺下。
——余华《山谷微风》
我借机阐述什么是叙事学意义上省略的力量，就是李斯特这样，删除起点到终点的路途，让两个应该是遥遥相望的句子直接握手。
——余华《山谷微风》
可是水性是什么，做一个比喻，水性是方言，方言只有家乡的人能听懂，再好的水性也只是了解家乡江河大海的脾气，离开了家乡，也就离开了水性。
——余华《山谷微风》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母亲几次说起我的这个往事，她说这个是为了告诉我，我小时候是多么的安静听话。很长的时间里，我也这么认为，现在我有了另外的答案。我第一天去托儿所，在同一把小椅子里坐了一天，而且一声不吭，傍晚时因为草帽还挂在墙上我坚持不起身，甚至没去看一眼草帽。我的无声不是安静听话，而是恐惧，这不是具体的恐惧，是抽象的恐惧，是来自精神深处的恐惧，这样的恐惧至今没有离去，始终伴随我，在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里时隐时现。
——余华《山谷微风》
那是星期天，人们在城市里做了六天的牛马，来此过一天快活日子。他们在炫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嗜好，他们的皮肉，他们的欢爱，他们的文雅与村俗。像湖水的波涛汹涌一样，他们都投在生命的狂澜里，尽情享一日的欢乐。
——朱光潜《厚积落叶听雨声》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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