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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己，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诗句是：“旧世界，留着你不尽的虚华吧！”她无声地呼喊：“把你疲惫、贫困的人们给我，把你挤在一起、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给我，你那丰饶海岸拒收的可怜人。把他们送来给我吧，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在金色大门旁，我已经举起灯火！” ——艾玛・拉撒路（ Emma Lazarus）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给捉住，仍然诱使着一些人犯规。美国人认为，最有可能这样做，而且最有可能犯规成功的总是有权力、有势力、有组织的力量，因此，最可能犯规的就是美国政府。他们认为，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还是在能够控制的范围，而如果出现政府一级从根本点上犯规成功的话，就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为了约联邦政府的犯规冲动，美国的立国者们才写下了这短短十条修正案。它成了美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有许许多多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是“违法”的。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上去给一巴掌，是违法的；在公共场所发生争执拉拉扯扯，也是违法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周围看到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去报警。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来了那幺些年，居然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幺，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幺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分、家庭成分、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幺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咱们法庭上见”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幺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幺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幺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总觉得言论自由知识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观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在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幺，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从来没有户籍制度，家乡观念非常薄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美国人没有中国人的“村头老槐树情节”，因此人员流动就像蚂蚁搬家一样频繁忙碌。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说起政府关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电视台在政府关门的时候采访了一些美国小朋友，问他们对政府关门有什幺看法，一个小孩子很自然地就说，他们（指总统和议员们）拿了工资却做不好工作，应该把他们给解雇了。一副理所当然的“小主人”的态度，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教育。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编辑想发什幺和不想发什幺消息，也不在于应该和不应该发什幺消息，关键在于，他认为发表的决定权应该在他的手里，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手里。。。。他们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通过原子能的释放，我们这一代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人类历史发明火以来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这个宇宙的基本能量，已经不再适合可以被抛弃的狭窄民族主义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谈不上保密，也谈不上防卫了。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控制，除非能够唤醒人类的良知和坚韧。”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美国平民）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着电影明星简芳达在越南战争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跑到越南北方，穿上北越军装，在北越的高射炮上摆个姿势拍照，还发表在美国的报纸上。很多人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最多也只能是不去看她的电影，这也不妨碍她的电影得奥斯卡金像奖，风光至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性、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说，也许，从长久的意义来说，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从眼前看，我们只有在拥有活下去的自由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享受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等。也就是说，把氢弹秘密“放出去”之后，没准大家连活得成活不成都成了问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交往。不论一个大国看上去有着多幺坚硬的外売，它的人民都是一个个平平常常，而再大的大国也就是这些平常人组成的。当人民成为朋友，交流变成友谊，相互了解自然就开始了。任何一方，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总是一件好事情。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此后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此薄弱的政府体系实在挑不起类似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边疆之类的重担。于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年之后,在独立战争结束四年之后,1787年,美国的各州代表才被迫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以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美国联邦政府。但是,这些建国者们似平对英国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恶痛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幺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幺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的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是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场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一如何制造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被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来了以后，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就是这里在发生一个民权案例的时候，各种民权机构以及许多平民，他们都会抛开对当事人个人的好恶，抛开对他的信念、言论、行为的好恶，去支持这个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像是在共同守护一个堤坝，似乎一旦决堤就会一毁俱毁。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罗杰·威廉斯］终于大彻大悟，领悟到对于今天来说也还是很“现代”的观念：宗教自由的关键是宽容和共存。（其实，结社自由的关键也是如此。）他承认了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甚至，人们可以信奉不同的神和上帝。他随之提出了一整套思想。由于他的主张包括政教分离的内容，否定行政官员对宗教事物的权力，导致最终被当局所驱逐。幸而当时的美洲尚有广袤的荒原，他向印地安人买下了罗得岛，使美国在独立之前，就有了一个宗教自由的实验地。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两张反对票之中的一张，是来自一名五十四岁的女议员。投出这票，她经过一番特别认真的考虑，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她说：“我僧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僧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些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作者以信件的形式讲述美国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原则、建立与发展过程、操作方式、历史价值以及为这套制度已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英国立法不允许美洲的老百姓有集会自由，并且允许当地驻军占用民房，使人民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结果冲突频起。每当发生冲突，他们面对的总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正规军的镇压，所以他们深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弈。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此类战争通常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不仅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还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他们偏偏是想要从英王那里独立出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王保皇派站到了英国军队一边，使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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