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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幺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摒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流动感,以及在这种越来越快的发展和流动之中,他们如何在竭尽全力维护一个古老的基本信仰。我相信老的问题尚未基本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诞生。对于美国人,这一直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占美国人ロ约百分之十二的黑人,通常被认为是相对比较贫穷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甚至有许多人口比例远小于他们的少数民族,都看不起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爵士乐,摇滚乐以及他们的舞蹈,体育オ能,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美国文化,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娱乐的范围。只有到了这里,你才会体会到,这些音乐和舞蹈有着多幺巨大的力量,它几乎完全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面貌,你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整个美国的精神面貌。没有非洲文化,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文化。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在招工,技术培训,升迁等机会上,给弱势群体一定的比例。否则,是违法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概念,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管这事情看上去是多幺荒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国的建国者确是一批真正热爱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尤其是他们在得到这个国家之后的作为,为美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莫定了基础,为美国人和千千万万个即将来到这个国家的移民的自由,莫定了基础。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国的自出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因此,在美国教育下出来的老百姓,对于公民权利是非常敏感的。一方面,他们接受非常严格的“合法”与“非法”的概念, 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凡是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例,也就是那些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案例,他们非常较真,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间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管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道,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间,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特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游”得很远,以至加入了新的居住地国的移民们,面对母国的频呼唤,同时又面临走进陌生新大陆的诸多困难、往往前后昐,徒生烦恼,总是要莫名其妙地问出“我是谁”的问题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自由就是这幺开始的。但是,我会在后面向你介绍,美国人追求自由的过程实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前面说过,妮可分居以后和辛普森依然住得很近。当警察接到报案,查看现场之后,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当时已经离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证据,然后才据此取得搜捕状,这确实是非常规的做法。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幺,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幺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幺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速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很有意思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在打下江山之后必定要坐江山的合理性。他们似乎没有看出“打江山”和“坐江山”之间有什幺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那幺,什幺是成立政府的“合理性”呢?他们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美国的建国者通过这个宣言明确表示,政府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才组织起来的,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有权力改变和废除它”。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幺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幺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的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是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被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幺,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自由自在很放松的心态。“刷盘子”就“刷盘子”,“扛大包”就“扛大包”,美国青年不会在打工时,因为觉得自己“屈才”了而痛感命运不公,怨天怨地或自怨自艾]对一个临时工作,他们只在意工资的高低,一点没有什幺贵贱之想。也许中午为别人端盘子,收别人的小费,到了晚上,坐在酒吧里,就是别人为他服务,付给别人小费。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里有什幺区别。如果现在告诉他们,中国有工资很高的餐馆打工,他们肯定会奔走相告,相约而去,绝对不会觉得是“丢了份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纽约,有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叫做爱丽斯岛,它曾经是世界各国移民入境美国的第一站。现在,那里成了一个移民博物馆。我去那里参观的时候,到美国才只有一年,但是,站在那个大厅里,你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平等。其实,让你产生这个感觉,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立意。在那里,我看到那些看上去很“美国”的人,也一样饶有兴趣地通过电脑,在根据自己的姓氏查阅自己家族的移民历史。这时你会觉得,你和他们只有踏上这块土地的先后之分,没有本质区别。在大厅里,有一个设计非常聪明的展品,从一个角度看,它是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成百上千世界上各个不同种族的移民照片。它告诉你,这些人的总和,就是美国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华裔一般都对自己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地位沾沾自喜,而对来了几百年的黑人,看到他们还有不少仍然地位低下,十分看不上眼。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黑人对于美国文化的整体贡献,是华人望尘莫及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实际上,一些华裔看不起黑人,常常只是因为黑人比他们穷;他们讨厌犹太人,常常只是嫉妒犹太人比他们更有成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马康姆·X最终成为一个悲剧的主角。当他到麦加朝圣,开始相信,在美国黑人和白人有可能互相尊重而共存的时候,当他开始转向温和、可以冷静地思考马丁·路德·金的理想的时候,激进派却讨厌他了。“他们不让我转弯,我走进了死胡同”,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月,从麦加回来只有九个月,他就被枪杀在演讲的讲台上。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p249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查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所以,看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而且,这并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选择。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知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人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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