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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穿出来,我便走上前拦住了他们,他们果然也是刚到喀布尔,和我一样在寻找住处。我告诉他们附近楼上有便宜旅馆,可以去试一试。虽有些委屈,我还是对他们说:“旅馆的人不让我一个人住,假使可能,请你们算上我。”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放下行李,坐在楼梯上等待。几分钟后,他们下楼来告诉我可以了,三个人住一个三人间,每人三美金。我当然知道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单身女人。日 在塔利班统治时期,法律禁止妇女上学、工作、单独上街,规定妇女出门必须穿戴布卡。现今塔利班的禁令虽已废止,但动荡不安的时局使得大多数人仍恪守禁令,剃掉胡须的男子虽然很多,不穿布卡出门的女子仍然很少。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女童,偶尔也会瞥见只披头巾、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她们大多是电台播音员之类的职业妇女,行色匆匆,而且身旁都有男性陪同。这种状况在阿富汗南部更明显,除了一些正在上学的小女孩儿敢于只披着头巾出门,成了家的女子上街几乎没有不穿布卡的。我既没有穿着布卡,也没有男性陪伴,头巾下还祖露着一张异国人的脸,竟然斗胆行走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难免会招来围观和蔑视。我原以为战争已经告一段落,阿富汗各地逐步平静下来,在喀布尔这样的北方城市,我大约可以自由行动,不会遇到什幺障碍,可这个旅馆经理一开始就让我吃了一记闭门羹。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一一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一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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