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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至少,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 (p. 52) 受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治、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说来,疾病被解释成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量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一种假说似乎在消除内疚感,而第二种假说却又恢复了内疚感。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全都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患者被告知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一一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一九七七年,即“四人帮”垮台的次年一一译者],在中国,“四人”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约·迪安在向尼克松说明水门事件的原委时说道:“我们内部伏着一个瘤子一一位于总统直属机构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正在长大。”阿拉伯人的论辩文章里惯用的那个隐喻一一在过去二十年里,每一天,以色列人都可以通过电台听到 是把以色列说成是“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部位的一颗瘤子或“中东的瘤子”,而当一九七六年八月黎巴嫩的基督教极右势力围攻塔尔扎塔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时,一位官员却把该难民营说成是“黎巴嫩躯体上的一颗瘤子。对那些希望发泄愤 ①原文为“ Ihe Cancer of Chia"。不知桑塔格女士是从何处获得一九七七年中国 的政治修辞学隐确的,但一九七七年的中国习惯于使用“毒瘤”这个更可怕的 。至于限定词或形容词“毒”到底是在描绘癌的程度(这时应该用“恶 性”这个医学术语),还是就其传染性面言(与结核病不同,癌症并不传 科学上站得住脚的词。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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