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名句 ▼

书籍名句

痛苦的缘由大家一清二楚，可人们也想知道为何快乐。我有时醒来时，内心祥和，那种奇特美意我无法抓住。……这神秘的快乐转瞬即逝，来时无影，去也无踪；或许是幸福在途中迷路，弄错了人，匆匆光顾。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别抱怨，活着，就谈不上不幸！世界上的人都妒忌你脆弱的心，愿意用同样的代价来换取欢笑；为了得到快乐，哪怕它持续很短，高山愿经受无穷无尽的寒冷，海洋宁可不眠，沙漠甘受烦恼。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但愿在你的眼里，装扮是所有美的德行之象征，奢侈妒忌的正是内心的这份简朴。当你天真地从世俗的舞会回来，取下已经枯萎的装饰，你喜欢的一切仍然存在。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如果你只是个旁人，我会很温存！我之所以变狠心，是因为你太过美丽。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来吧!莫在嫉妒的小道上踽踽独行,要在众人往来的大路上疾步向前,抱成团的人们才会公平、强大又和善,人人皆有不足,只有公众才最完整。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爱，我们的痛苦因此没完没了：上帝造美以和谐，却造爱以没有回应的叹息。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轻纱薄绸的浪里舞伴们苍白、无言，他们转着，地板弯曲，明亮的灯光闪熠，照花他们半闭的眼。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伴着同样的涛声。缓慢的华尔兹藏着爱情忧郁的表白，心灵举翅在那儿轻轻滑行：如同不断的逃逝，如同无尽的回归。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伴着同样的涛声。小伙子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圣洁的少女说：“我在恋爱？” 他们的嘴唇，不停地交换甜蜜短暂的许诺，用一个永不再回来的吻。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伴着同样的涛声。音乐渐弱，华尔兹停止，苍白的灯光已经暗淡，镜子心慌意乱，嘤嘤哭泣。剩下的只有浓厚的黑暗，所有的舞伴都已消失。我想起曾在不列颠见过的古老的礁石，海浪昼夜不分在那儿汹涌、回旋、冲击，伴着同样的涛声。

——苏利·普吕多姆《孤独与沉思》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智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唐代智识分子的论断似乎更适合于对科举制度结果的评判，轻薄自此始但不是终。更何况，汉的举荐就好吗？战国的纵横就值得咏怀吗？或许，尚古是一种情怀，而情怀往往代入偏颇

——钱穆《国史新论》

推行新政治有三个要点：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个性。此即一民族一国家之传统所在。二、自己社会的现实情况。此因时代而变。三、世界趋势。

——钱穆《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P90 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之一统近神权的观念。

——钱穆《国史新论》

P158-159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从下层社会影响到政治，总不如从上层政治影响到社会，更易有效，至少是更应尽先着力。上层政治摇动，理想社会不易产生。两汉的缺点是平民智识分子，骤遇到大一统政权之建立而相形见绌，不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那时的对抗形势，是皇室（外戚宦官）与知识分子之对抗。唐代之牛李党争，则是门第与科举进士之分朋角逐。两宋、晚明已无门第，乃是书院讲学派与科举禄利之对抗。换言之，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实权，实际都已操在平民社会智识分子手里。而平民社会的智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藉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再总括言之，东汉以下智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但摧残智识分子的，还须凭藉另一批智识分子。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举制度，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钱穆《国史新论》

P143 个人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逃避现实，寄托心神。集团主义者，则希冀一种超世宗教来刺激新生，恢复力量。南方以空寂精神接近佛教，北方以悲苦精神接近佛教。而其间仍有一共同趋向。佛教进入中国，依然是上倾势力胜过下倾。最要是佛教开展，急速的智识化与理论化。换言之，则是宗教而哲学化。小乘佛教在中国并不得势，而大乘宗派则风起云涌，群葩烂漫。佛教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中间却先经一转手，经过中国智识分子之一番沙滤作用。如是则佛教东来，自始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的淘炼中移步换形，而使其走上中国化。

——钱穆《国史新论》

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国史新论》

P208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钱穆《国史新论》

P260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帖经墨义。“帖经”是把经文帖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P261 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P269 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钱穆《国史新论》

P274 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P286 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

——钱穆《国史新论》

吾尝谓中国文化乃是艺术性的，而西方则是科学性的。但中国亦非无科学。即如数学与医学，中国皆远古即有传统。惟中国医学亦偏艺术性，乃从人身生理学上发明演进。而西方医学，则从人体物理学上发明演进。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学。又如枪炮火药，亦最先发明于中国。但中国人不愿在此上继续有发展，乃改为爆竹与烟火，而枪炮则由西方人传去，不断继续发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国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亦得深具中国自己传统之艺术化。

——钱穆《国史新论》

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

——钱穆《国史新论》

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干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弘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钱穆《国史新论》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皇古难考。兹述中国教育制度，姑从西周开始。自西周迄孔子为第一期。此期亦已占四五百年之久。书阙有间，仅能粗枝大叶，叙述一概要。其次要谈到孔子以下及于战国，其间约有三百年时期。此一时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况，亦可谓乃是一有教而无学校之时期。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东汉以下，政治解体，急切不能再统一，在此一时期之教育制度，当分两项叙述，一日门第教育，又一日寺院教育。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而无学校养才。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唐末有书院教育，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门第没落，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

——钱穆《国史新论》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土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就，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

——钱穆《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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