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世界上不会再发生新的事件了，现实的冲突和斗争还会持续，但就意识形态而言，他认为自由主义是最优的选项因此，在它的所有竞争对手中胜出。但福山强调，这不是实践的胜利，而是理念的胜利。许多对西方社会现状的不满恰恰是因为实践没有达到理念的标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理念本身还有任何能真正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史终结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首先是“History”，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他的故事”。但福山强调，他说的这个“History”，其中的必须大写。这个大写的历史是什幺呢？简单地说，不是实际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而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种讲法很厉害，能把所有故事一网打尽，全部纳入自己的讲法中，整理出一套规律，这就是大写的历史，即“普遍历史”。其次是 “End”,我们都知道“End”有终结或者终点的意思，但它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目的”。“历史的终结”也是“历史的目的”。福山自己说过，他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历史为什幺会终结呢因为已经抵达了目的地，不会再往前走了，所以它就终结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我们之所以会编造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安慰。虚假思想虽然能带来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比如说，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很爱钱，但因为贫穷感到自卑，于是他就去信奉一套所谓“高尚的人应该视金钱如浮云”的说辞来躲避自己的自卑感。但尼采认为，生命欲望是真实的，也是正当的。即使因为挫折而痛苦，我们也应当直面它们。就像鲁迅说过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就是诚实的英雄主义。但如果我们按照禁欲主义的说法，用否定生命欲望去逃避痛苦，就只会陷入自欺欺人的虚假人生。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尼采的洞见：如果我们相信虚假思想，就是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当它们和生命本能冲突，我们就会怀疑这些虚假思想。结果是把我们寄托在上面的希望给打破了，人陷入虚无当中。所以在尼采看来，那些看上去高尚典雅、充满确定感的形布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拾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引起了许多越来越多学者，包括自由派学者的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他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在国际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故事也很难顺利地讲下去了。那幺，自然有人会做出另一种选择：既然这是“愚蠢的进军”，西方就应当停止进军，甚至终止全球化，不再去关心什幺国际局势，一切问题以“本国优先”为目标。但这样做就行得通吗？全球化已经造就了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需要和其它国家打交道；既然要打交道，就需要有规则和秩序。没有基本的国际秩序，就会步履维艰、险象环生。有时候，一个不够好的秩序可能胜过完全没秩序。而在今天，美国的“退守”英国的脱欧，WTO的失灵，贸易争端的加剧，各种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的浪潮汹涌而起…人类进入了新一个年代，曾经的“历史的目标”和“宏大历史的故事”似乎消失了，人们现在都在讲述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当下，似乎只有中国仍然在积极推进全球化，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觉得待人友善是特别好的品质，这并不是你内心凭空产生的衡量标准，而是来自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知到的背景框架。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现代文化中，本真性的理想就是要忠实于我自己。否则，就没有领会对我而言“做一个人”是什幺意思，就没有获得真实的存在感受。所以，本真性和现代人的自主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分裂的世界开始融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正是后冷战时代最显着的特征。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宏观趋势，它还广泛地渗透了人们的生活细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密切地与异国他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在另一面，越是紧密的关系未必就越是友好融洽。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做朋友，至少能相安无事。如果相互的距离太近，比如住在一起做了室友，或者恋人同居了，也可能更容易出现摩擦和冲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域，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交往理性也是如此。理想的交往行动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有了哈贝马斯确立的标准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分辨谁在好好说话、谁更讲道理，以及在日常交往中如何改进自己的言谈行为。提出一个概念，确立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应该往哪里走。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难题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公共生活的规范性原则失去了共同依据：你不再可能诉诸高于人类的神秘存在，因为世界已经祛魅；你也无法依靠人本身，因为每个人各有主观的判断标准。不能靠天，也不能靠人，那幺希望在哪里？哈贝马斯说这个希望不在天，也不在人，而是“在人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幺样呢？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只能指望这样的公共生活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一条原则叫作“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等等。… 第二条原则稍微复杂一些它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有关罗尔斯得出的结论是，默认的选项就是应当完全平等分配。但他做了重要的补充，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第一项限制是，相关的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直白地说，你要是说家企业的CEO应该多赚钱，那前提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CEO。所以，罗尔斯认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还需要满足第二个限制条件。罗尔斯把它叫做“差异原则”。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也就是说，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使得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否则，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公平的，也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不只是你，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在竞争中出现的优胜者，他们获得的优势如果能够改善最弱势者的处境，那幺就是可以接受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位置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大家处在绝对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理性自利的人，而且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原初位置”上那些绝对平等、彻底自由、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这本书正文开篇是这样一句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主义倡导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可以作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相似特点。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纽带关系中，你才具有归属感，才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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