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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就像瓷器，一旦出现裂缝，无论怎样修补也不能完整如初。
——王鼎钧《关山夺路》
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
——王鼎钧《关山夺路》
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
——王鼎钧《关山夺路》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相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的到你。”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 “0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王鼎钧《关山夺路》
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的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著和热情。他们坦率大胆，指着鼻子骂人，抗战八年，几时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言论，简直让我慌了手脚，即使是汪精卫政府指责重庆政府，也比这些文章客气三分。（两年半以后，李宗仁主政，向共产党求和，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并未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
——王鼎钧《关山夺路》
下午1：48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王鼎钧《关山夺路》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优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仓。这般情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博大，在如醉的品扬中，也模糊党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東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性
——王鼎钧《关山夺路》
巴金、矛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但评论家却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在秦皇岛的日子，每天胸口郁闷，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难，只要辛苦工作，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暂时消失。我想劳累只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脏病，情况应该相反，我决定不去看医生。后来，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工作，会产生紧张饱满，一步步造成高潮，这时候非常快乐，跟性经验相同（那时我还没有性生活，我又“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了）。我一度怀疑，许多快乐（赛球、登山、看电影、赌博）都是性经验的模拟。
——王鼎钧《关山夺路》
中国人常说“人多了乱”，所以国民党害怕群众、疏离群众。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烧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群性和公共运动掩盖一切，人人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如此，万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为“铁板一块”
——王鼎钧《关山夺路》
作家的艺术是把题材处理成某种高级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蝼蚁，作品不以他的叙写分大小，而以它的隐藏分大小。
——王鼎钧《关山夺路》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共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的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得到你。”这是定律，政府也得受它支配。所以公务员、军人，青年学子受害最大。政府只好打击拥护它的人，削弱它的基础，饥不择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牲。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War T
——王鼎钧《关山夺路》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蒋氏爱将、官拜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的蒋校长曾对中共代表董必武讲“絜矩之道”，意思和“已所不欲，勿施予人”相同。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战争，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国民党“痛改前非”，这才放手推出“仇恨猜忌”的文宣来。
——王鼎钧《关山夺路》
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路一尺一尺延长。
——王鼎钧《关山夺路》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老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是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又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后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问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王鼎钧《关山夺路》
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 ，来世轮回。
——王鼎钧《关山夺路》
P9 后来我知道了，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P22 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P30 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P36 我后来逐渐明白，军队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业不同，因之，军人所受的训练，“老百姓”很难了解。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P36 一个人格破碎的人很难有爱，更难有大爱。P161 原来人生的重峦叠嶂经不起这样的单刀直入。P226 （被俘虏后）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P227 （解放军团政委）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句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P241 那是一个连一根游丝也要抓住的时代。P261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
——王鼎钧《关山夺路》
“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了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王鼎钧《关山夺路》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
——王鼎钧《关山夺路》
佛教十宗包括八个大乘宗派，禅宗、天台宗大、华严宗，密宗、法相宗，律宗、三论宗、净土宗，以及两个小乘宗派，俱舍宗和成实宗。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他的诗歌拥有绝大的容量，偏偏表达的尺度控制得又极为精准：不受时序拘束，不作空间架叠，不循人事助推，刚好能容你完好地经由诗歌逆向回归到感受，不增不损地找到独属于艺术家的身体直觉。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杜诗动人处，往往也有这样的底色。老杜是三人中最宜代表儒家的一位，因为他的诗歌对他者的需求最为迫切，也就不可能留在心灵孤岛上走自我扩张的路（毕竟没有社会生活的儒教徒根本就不能被称为儒教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终要在每一种“看到”里确定自己的坐标——也正因杜诗是真正在与远近高低每一重真实性里建立心灵上的连接，它才有被后世称为诗史的资格。杜甫的共情能力极强，也是三人中唯一能用“我们'”的视角作诗的人。他允许自我被人群包围，并以集体的身份存在：他能从“三吏”“三别”中的新妇、老妪、新丁、老兵身上看到不同情境中的自己，也甘心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表达是劝人还是自劝，是独白还是群呼一当一个人能代表千千万万个人去呼喊，他的声音一定意义上就容纳了天的回音。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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