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强辩”考》简介

《王安石“强辩”考》名言名句 (20)

1. 虽然王安石反对国家一味靠征税、专卖来从民间索取财富，说这等于关起门来向自己儿子要钱（“阖门而榷其子”），哪怕把儿子榨干了，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向民间索取财富的权利本身，基于某种父子共财的类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父权。 在古代宗法制的大家庭中，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同居共财”，而家父对家财拥有绝对支配权，在法律上完全吸干了子女的人格。直系尊亲如果在世，子女未经允许要分割出独立的财产，另立户籍，就是“别籍异财”，伦理上要视作“不孝”，法律上也要受到惩罚，宋初甚至可判死罪。
2. 苏辙断言，贫富差距是“理势之所必至”，不能由人力强行扭转。不仅如此，富民阶层还是国家基层治理的一层重要保险： “（富户）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苏辙：《诗病五事》，《苏辙集》，第1230页） “贫富相资”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国家主动放弃调控土地资源的分配，同时放弃直接主导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从而默认了贫富阶级在城乡地域通过借贷、租佃乃至兼并形成的“自发”秩序。这是一种妥协，……这绝不意味着“私”的领域能够豁免国家的横加干预。在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富民阶级主要起到财富的蓄水池功能。只要国家感觉需要，可以随时拧开龙头放水。宋人那句有名的本朝“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是它还有下半句：“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变法时代乃至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正是这样来理解富民的作用的：不仅在于国家放弃部分责任时“为天子养小民”，还在于“为国守财”，“又供上用”。富民通过地租、利润、利息等形式，将底层民众生产的财富汲取上来，保存积累。然而，这笔财富并不全属于他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国家，所以苏辙说：“财之在城郭者（即兼并者）与在官府无异也。”因为，当时还不存在脱离于统治-服从关系以外的私有财产，“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即使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也并不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除了沉重的日常性财政汲取外，只要判断有必要，国家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官爵收买、抑勒、科率…)予以剥夺和占用，不用顾忌什么法理依据或授权。
3.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④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0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