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简介

　　邓拓（1912-1966），新闻家，政论家，原名邓子健，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父邓鸿予举人出身。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著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邓拓在《报社五年回顾》的讲话中说：四年多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应当指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接到任务后，主持了编选和出版工作，并写了《编者的话》。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撰写的“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邓拓在这篇“编者的话”中表达出的观点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选》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后只选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宣委会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王稼祥）。邓拓本来想多选几篇，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可惜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故没有选入选集。《毛选》的版权页上，标明的版权时间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我们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

　　报社印书厂厂长周明传达邓拓交代的任务时说：“老邓认为，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要求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保证质量，以优异的成绩来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印刷任务。”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后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

　　周明回忆，1942年他在《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邓拓打过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书，都要送给他一份。邓拓同志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来。1946年画家尹瘦石来到张家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来。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徐老、吴老也从平山来了，陈毅也从华东来了，政治局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这时，毛泽东同志把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晋察冀日报》发表，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同志校对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样，他又校对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华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后校对的清样，向全国发播的。邓拓同志把报社的两份清样都珍藏起来。党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节口号，是在阜平县城南庄发出的。这个口号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邓拓珍惜这份手稿，嘱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给他。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主席诗词，能读到恽代英的“浪迹江湖数旧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诗句，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

　　金肇野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