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简介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原名吴春晗，字辰伯，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早期经历：
吴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原名吴春晗，字伯辰。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教颇严。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无所不有，总之，他不是一个“乖孩子”。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  
结识胡适：
1927年秋，吴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但吴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该校停办，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胡适此时正是该校校长。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久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抗战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责当局：“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此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
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3年的吴晗重回母校，思想开始全面左转。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更加增加了吴晗对当局的仇恨。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吴晗选择了左翼道路，并抨击“读书救国”论说：“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吴晗虽然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但他是否还同时拥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呢？”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而到了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归结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内战时期：
抗战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道，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1946年7月17日和18日晚，吴晗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他来说更是巨大鼓舞，遂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此时已成为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他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感染，不久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1946年，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吴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是耶？非耶？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建国初期：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家破人亡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中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一次吴晗被铜丝勒得脖子直流血。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1969年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0年，吴晗好友、“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历史评价编辑
正面
吴晗先生从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手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仅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而且留下了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 
负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论，但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香港所发行的未删节版本）中，披露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吴晗曾同康生一样，利用其职权，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
1950年代吴晗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后改为挖掘定陵），也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计划，从而抹煞了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贡献。
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这也让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拆毁北京古建筑派发生激烈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