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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名言名句

康熙的红票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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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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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1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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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的各种细节也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八旗传统中，皇帝直接掌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这三旗被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被称为“下五旗”。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在满人的传统中，皇帝不等于是所有满人的主子。满人的奴才如年羹尧可以说是皇帝的臣民，但他们从满人的主奴关系角度来看都各有其主。从这一点来说，皇帝是皇帝，主子是主子，满人内部是分开来算的。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说到雍正信佛，欧美学者认为清初皇帝都宣称崇信佛教，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因为佛教信仰能帮他们更有效地统治广大的蒙古和西藏地区。因而信佛是一种政治手段。民国清史大师孟森尽管深知雍正信佛修行，但他基于雍正上台后残酷镇压异己和兄弟的历史，不相信雍正是真正的佛教大师，因而解释雍正是通过佛教修行来掩盖他夺位的企图。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最后，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中国礼仪争论看似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辩论场主要在欧洲。康熙多少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所以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基本没有参与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说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完全没有影响这一说法有点绝对的话，那么说礼仪之争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轨迹肯定就言重了。后来还有说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中国传统政治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皇帝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其实有一个不是官职但又有很重分量的头衔：“御前行走”。比这个差一点的是“内廷行走”，再差一点的是“乾清门行走”。这几个“行走”在政治上的不同分量，就是根据距离皇帝的远近来区分的。南怀仁与康熙的接触已经超过了“御前行走”。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来华的传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内心深处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够复国。他们当时叫满人为“鞑靼”人，认为满人入侵是蛮族入侵。“鞑靼”这个词本身在欧洲就有来自蛮荒之地的意思。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上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这道菜的主体是一个生鸡蛋打开后淋在一块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盘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调。“鞑靼牛肉”是不是真的来自满人已不可考，不过这道菜很具体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皇太极不仅认识到了大炮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汉人在军队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制造和使用大炮这一新式武器都离不开汉人。在满人社会中，以及在明朝北方的所有游牧民族中，军功都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当汉人使用的西洋大炮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以后，汉人在军事上的实力也大大提升了，发挥了满人、蒙古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朱维铮教授是历史系的前辈，并没有给本科生上课。我选修了他的学生廖梅老师开的“中国史学史“。最后几堂课廖老师是请朱维铮教授来上的，他现场给我们写的文章打分。我当时得到了A-，这个成绩一直让我引以为傲，因为朱维铮老师从没有给出过A。后来经廖梅老师引荐，我找到朱维铮教授谈了出国读书的想法，正巧我要做的传教士选题和他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切合之处（这在本书第二章有呈现），朱维铮教授于是同意帮我出推荐信。还记得在签名前，他拿起笔，又放下，看着我说：“认真做点东西，不要只是出去混个文凭。”殷殷叮嘱，言犹在耳。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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