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的西方》名言名句

2000年以来的西方简介：
【编辑推荐】特别值得读，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陈嘉映 . 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刘擎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辞旧迎新的保留曲目和年度大餐。不同于阅后即焚的同主题媒体报道，刘擎的书写既有知...

共119个句子：（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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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和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肯尼迪总统正在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八月炮火》，由此他警觉到，困惑、犹豫和大国之间缺乏沟通使得欧洲滑向了战争，他意识到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赫鲁晓夫表明立场，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P12）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或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解决它，而不必采用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来处理。所谓“秩序”是指能够以恰当的、适度的方式来应对和化解冲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幺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2: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 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断：民榨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此，作者（丹尼尔·德雷兹）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一一公共知识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与“思想领袖”（ thoug leader），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有所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 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语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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