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名句（第18页）▼

《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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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

共354个句子：（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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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反应乃正字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辨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事实上，辩方无权支配“全世界的档案和政府文件”，可谓“既没时间也没渠道”，无法正常应对庭审。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犹太人如同遭灭顶之灾的吉普赛人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杀死他们还能算是罪大恶极么？艾希曼究竟是以人类破坏者还是以文化歼灭者的身份受审？一个杀人犯是否因为在杀人过程中同时破坏了一种文化而罪加一等？……所有试图扩大审判范围的做法皆应受到抵制，因为法庭不能“允许自身被诱出职责权限之外……司法程序自成一统，依法制定，不容更改，无论具体审判什么”。而且，法庭一旦越界将不得不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法律不仅无权任意支配“用于调查一般问题的工具”，相反，法律的权威恰恰有赖于其职责范围有限这个事实。……1928年8月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尽管禁止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但既不规定侵略标准，也不提及制裁问题，更不用说，《公约》意图建立起来的安全保障体系，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分崩离析。作为审判国之一的苏联，理应受到“你亦如此”这条论点的指责：难道苏联不是在1939年入侵芬兰、瓜分波兰，却逍遥法外吗？另一方面，“战争罪”尽管跟“反和平罪”同样无先例可循，但却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将其定义为“破坏战争法规与惯例”，主要是指虐待战俘和以战争手段对待平民。这里不需要一部具有追溯力的新法，因为纽伦堡审判最大的困难又回到了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你亦如此”论点的适用问题：苏联从未加入《海牙国际公约》，被怀疑在虐待战俘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卡廷森林发现了一万五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苏联在这件事上似乎难脱干系。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按照《海牙国际公约》显然已经构成战争罪。尽管是德国轰炸伦敦、考文垂、鹿特丹在先，引发敌方德国城市的轰炸，但是在使用全新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武器方面，二者却不可同日而语。……在刑事诉讼中，即使受害者宁愿选择宽恕或忘记，也比需强制启动。刑事诉讼所依据的法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快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当然，解开这个迷的钥匙在于，意大利实际上是欧洲少数几个对全部反犹措施坚决说不的国家之一。用齐亚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个所幸从来就不存在的问题”。融合，这个屡被滥用的词，在意大利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意大利本土的犹太人不足五万，不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这里的融合，既不像所有德语国家那样成为一种人人都该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像法国那样成为一则神话或公然的自欺欺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们，在“冷酷无情”上不甘示弱；早在战争爆发前，他们就试图除掉国内的外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不过此举从未取得显著成效，因为意大利的小公务员大都不乐意下狠手。当事态发展到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以维护主权独立为由，拒绝拋弃自己国家的犹太人民。他们把犹太人关进自己的集中营而不是德国人的集中营。直到德军占领这个国家之前，集中营都是绝对安全的。这种行为很难仅用所谓不存在“犹太问题”这一客观条件去解释。因为与欧洲境内每个建立在共同种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相似，这些外国人当然也给意大利制造了一个麻烦。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战争最后的一年半，恐怖降临到了这个民族头上，而意大利的人文精冲，无论如何还是经受住了恐怖的考验。1943年12月，德国外交部向艾希曼的上司米勒发出一封正式求助信：“鉴于过去几个月意大利当局在执行其领袖倡导的反犹措施时缺乏热情，外交部非常希望今后的反犹行动能在德国官员的监督下执行。”于是，波兰的著名屠犹分子，例如来自卢布林地区死亡营的奥迪洛·格罗波尼克就被调遣到了意大利；甚至军管部门的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人，而是波属加利西亚的前任总督、党卫军分队长奥托·韦希特尔：至此...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撤离和遣送的协调，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件事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救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按我们的观点看，同那些亲手杀死受害者的人相比，送受害者赴死的人所负的法律与道德责任并不会减少半分，甚至反而更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服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服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即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警察机器上，对所有其他部门忽略不计，场面依然复杂到荒诞不经；除了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外，还须考虑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指挥官和警察。所有这些机关团体都隶属于完全不同的命令链条。尽管所有链条最终都指向希姆莱，但各个部门彼此同级，互不听命。不得不承认，检控方每次想给艾希曼加上某个特别罪名时，都要大费周章地在这些并列机构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个头绪来。［73］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居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79-80］战争还在进行，他在布拉迪斯拉发除了跟内政部长打保龄球之外真的再没有别的公务了吗？是的，没有任何别的事了。他清楚地记得，刺杀海德里希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的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难道他几个月里以高度的一致性撒了两次谎？不大可能。对犹太人的驱逐和遣送行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打保龄球、成为部长的座上宾、听闻海德里希遇刺才令他印象深刻。［8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恰逢此时，党卫军内形成了一支“温和派”。他们愚蠢至极，竟然相信若杀人犯能证明他并未全力以赴、并未赶尽杀绝，就可以脱罪；同时他们聪明绝顶，预见到事态会恢复到“正常状况”，到时候，钱财和人脉将重新成为至高无上的资源。［152］这首先意味着，假如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则无需白纸黑字。［155］的确，艾希曼之所以采取行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确信希姆莱新近下达的命令有“犯罪性质”。他的私人动机无疑也起了作用。这一私人动机不是狂热主义，而是对希特勒的崇拜，对这个“从一等兵变成了帝国总理”的人怀有一种真正的、“无比的崇拜”（如一名辩方证人所言）［157］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两只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去杀人，不去抢劫，不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抗“诱惑”。［15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暇；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拥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为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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