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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名言名句

红楼小讲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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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小讲简介：
《红楼小讲》是周汝昌为普通读者讲解《红楼梦》的一部作品。主体部分曾连载于报纸副刊，结集成书后，深受各界读者喜爱。再版时，作者特为新版撰作小序，增写数篇讲《红》小文，并补入2000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稿《〈红楼梦〉...

共2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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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其数量之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因此良莠不齐，高下各异。及其末流，即模式化，俗套多，事迹不外男女私情，人物“千人一面”，毫无个性与思想感情的等差和变化。一到《红楼梦》，立即展开了一幅惊人奇丽异彩的“万尺画卷”，数百人物，各个不同，声口、气质、风格、神态，绝无雷同，而且不只是一个无灵魂的空名字，个个如同现实世界，活现其情境于纸上。这则是又一奇迹，又一绝作。第三，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雪芹之写人，打破了以往的旧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都坏。《红楼》人物都是如现实中的人，其性与质都是复杂的构成品，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不是有意美化或丑化的绝对化认识与作法。正如鲁迅所说：都是“如实抒写”，不是纯主观概念式的褒扬讥贬。与此紧相关联的即是立足视点的多元化与感情的多元化。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红楼》艺术的突出特色。在本书中，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僵死点去观察观照人、物、事、境，而是从众多的“点”或“角”去进行的。他写人，各有其处境、关系、甘苦、哀乐，而不是以作者个人的心意去代替的“一面性”写法。例如写宝玉为父亲笞打，牵动了全家的每个人的心魂，无不泪下或痛哭——每个人，包括教子的严父也并非是灭绝人性的“卫道者”，他内心痛苦更大。再如写迎春房中大小丫环与厨役柳嫂的矛盾争吵，那场对话，令你感到各有其愤怨不平的理据，又各有难言的苦处——作者绝不是“站在哪一边”专为单方硬撑强辩，护张排李。这一特点，绝不见于以往的小说中，表明了一个极大的胸怀见解，即：大悲悯，大体贴，“众生皆备于我”。第四，写人的手法纯粹是中华画法的精神体现：传神写照（晋代大师顾恺之的提法）。

——周汝昌《红楼小讲》

传神写照者，就是极重“神似”而不泥于“形似”。所以书中人物，一出场，一开口，即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又绝不见他对外貌细节的“描写”、“刻画”。这是中华文化艺术的一大精髓，最须体认。第五，《红楼梦》是一部“诗的小说”。这是由于作者曹雪芹本人就是受其友人盛赞的天才诗人。他的笔下，不管写人写景，写事写境，都带着浓郁的诗意和诗境。在西方，文学分类中诗与小说是截然不同也罕有交涉的畛域。但在中华，特别是到了曹雪芹这儿，诗是无往而不在的，他将诗（不单指体裁形式）融入小说中，别具一种他处少有的美学质素和魅力。在这一方面，青年读者需要多接触一些古代诗文名作，涵味领会，方能充分感受。第六，“惜墨如金”。有些人以为《红楼梦》写得细写得长，是为“文繁”。其实作者最不浪费笔墨，书中绝少闲文赘笔——初看不明，暗中皆有作用的地方，须慢慢多读方悟。有此数端，已经足够说明这部“奇书”的独特与伟大了。至于人物对白口语的运用等等，尚在其次，即不必多述了。《红楼梦》堪称人类智慧才华的第一精华，并非夸大。而称之为中国伟大作家的曹雪芹作的“文化小说”，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综合了文、史、哲的三大因素的精髓，也就因之而显示分明了。

——周汝昌《红楼小讲》

在第七十一回书中，特写“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邢氏已经在公开场合给熙凤以很大的难堪局面——事势昭然若揭了。贾赦也被调唆得恨上了自己的儿子贾琏，把他毒打了一顿，打得卧床不起——与贾政打宝玉遥相呼应。这就是我早说过的：大房与二房的摩擦、正室与侧室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内祟”，伏下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基因——也引致了“外敌”的乘虚进攻。于是荣宁二府遂一败涂地。荣宁彻底破败，大观园墟为衰草寒烟，众女儿如残红落水，纷纷凋尽。

——周汝昌《红楼小讲》

但这第二十七回的重要，还不止此，须知重写“葬花”一事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之所以举行“花会”，是暗指宝玉的生辰。这一手法仍然是貌似情节而实兼象征一一意思在于暗示于读者：宝玉之生，实为花送春而来，是他眼见身经，好花与好女同归于尽，“花落水流”“千红一哭”的大悲剧，由他的存在、记录而得以“证明”。这也就是“红楼梦”词的真正注解。

——周汝昌《红楼小讲》

注此写彼，有无出典？我愧未详。这大约有点儿像武术上的“指东打西”，战略上的“声东击西”，或者有似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谋略。用“大白话”说，就是：你读这些字句，以为他就是为了写“这个”，实则他的目标另有所在，是为了写“那个”！

——周汝昌《红楼小讲》

石头是“夹带”在人家两个正主角之中而“混”入世间的。他在下凡时，眼见仙草和侍者，识认亲切。因自己本无“形象”，遂乘便袭取了人家神瑛的身体相貌——是以成为“贾（假）宝玉”。……所谓“宝黛爱情”，从根由上说就无此情此事，只是一桩“误会”而已。所以他们二人也完全谈不上什么“姻缘之分”。宝黛初会，有几笔特写，彼此都觉“面熟”，好似“久别重逢”……其实这只是说明一段“夹”“混”历程中的“见过”——但只是黛玉所见的本是神瑛侍者——即“真宝玉”，她哪能想到另有曲折呢？……从湘云的“判词”“曲文”中透露，她日后“厮配得才貌仙郎”。书中哪一个男人陪称得上一个“仙”字？只有那“前身”是神瑛的才具此资格。

——周汝昌《红楼小讲》

据冷子兴说，一般人因此当然把宝玉这个“怪物”当做一个坏胚子——日后定然是酒色之徒无疑了，独雨村正言厉色地说：不，不！你们错了，此人另有来历，非俗常之论所能知也。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宝玉最不喜欢雨村，可雨村是他的第一个“知音”。不但如此，雨村除了教过黛玉，也是甄宝玉的“业师”呢！我所谓的“启蒙”，就是指可卿给凤姐上了一课，让她开始注意荣华瞬息，富贵无常，跟着即有大变来临。那么，她对宝玉，又是启了他的什么蒙呢？很明显，她就是现实中的警幻仙子。是以海棠者，湘云也；桃花者，袭人也；杏花者，探春也；牡丹者，宝钗也；老梅者，李纨也；荼靡者，麝月也。[赵姨娘]知道：宝玉是个“废物”，不能自保之人；保他的，老太太不在言下了，还要先数两个人：凤姐是他实际利益(物质)的保护人，黛玉是他感情利益(精神)的保护人。没了凤姐，宝玉便不能“自理生活”；没了黛玉，宝玉便要神经狂乱，变为疯傻。所以老太太、凤姐、宝玉、黛玉这四个是全书中绝对不可分割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周汝昌《红楼小讲》

它是有思想的，有认识的。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所以才说“枉入红尘若许年”，白去了一回，而毫无建树功业，它不是为了“寻求”彼岸。

——周汝昌《红楼小讲》

真是目的，假是手段。曹雪芹本是要传那个真，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使他不得不采取“障眼法”，这是主要的用假的原因。此外当然也有一个艺术因素在内。但其的是为了真，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清代的一位《红楼梦》批点家说:“以他书之实者皆虛，知此书之虚者皆实。”

——周汝昌《红楼小讲》

雪芹十年辛苦，呕心沥血为写贾宝玉而奋斗了一生，然而他在全书中对宝玉全用贬笔，几乎没有几句是说他好的话!他为何不去正面歌颂赞美宝玉，反而处处出以讥贬嘲谤之辞?这个特异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应当引起极大注意，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上应当有所研析阐述才是。而不应视而不见，置而不论。

——周汝昌《红楼小讲》

综上而观，此即“两赋”之异察，才情节操，皆超众轶伦，而世俗加之歧视，被以恶名者也。是故雪芹所写之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残不同，而本质则一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然而，这类奇才异品，乃是中华文化大背景所产生的精华宝物一一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雪芹著书传人的大旨本意，正在于此。

——周汝昌《红楼小讲》

我再说一遍：一部《红楼梦》，由这样一个人物领起，它的悲剧力量笼罩着全书。作者对这些人的心情和态度，是分明的，《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也是分明的。有些人看这部小说单看“爱情”，岂不令人有买还珠之叹。

——周汝昌《红楼小讲》

秦可卿为什么出现在书的最前部分？只因这关系《红楼梦全部书中两个最重要的主角。二人是谁？咱们上次也讲过的，就是宝玉和熙风。按照雪芹的设计原意，只有他们两个才是全书的真正主角。一这种认识，也许你一下子不易接受，但不要紧，日后自会明白。讲《红楼梦》的事，要想一口说尽，那是办不到的，若能那样，《红楼梦》也就简单得很了。咱们只能论其大者。先说为何与风姐有关。批书者早曾为我们点破：雪芹为秦氏丧殡一事，费却如许笔墨（他是惜墨如今，绝不肯浪费一字的），原来只为写凤姐一人这一点，你是否有意外之感？

——周汝昌《红楼小讲》

人的才干，在日常琐碎中，不是一点也看不出，但毕竟难得鲜明。所以必须遇上大事、在盘根错节上，才愈显出过人出众之オ的光彩夺目来。秦氏之死，东府无人能办此大事（旧社会，婚丧大礼，非同小可，一般人是顶不起这个繁难的差使的），于是就从西府借来了凤姐儿，代理重任。

——周汝昌《红楼小讲》

在这场梦境中，宝玉遇见一位“神仙姐姐”，––秦可卿这个美好的女性给幼少的宝玉的深刻而又异样的印象所造成的一个梦中之影像。是她，教导他尘世中许多事物和哲理，像是一个警觉，劝诫人的正统说教者，然而又是最能欣赏、理解、体贴宝玉的一位最聪慧、最大胆、最有情的知音莫逆。对宝玉的成熟、成长和一生，可卿是个关键性的启蒙大师。我认为，雪芹小时候，曾是经历过这样类似的人物和事情，否则他是写不出的。是她，引导他领略了声色之乡、命运之府，在“薄命司”中给他展示了全部书中一切少女的（包括已为少妇的）不幸身世和悲剧归宿。从生理的成熟到心理的成长上，都给予了这个早慧早熟的男孩子以巨大的深远影响。这难道还不是一个比甄英莲类型不同而更为重要的总领全书的女性吗？

——周汝昌《红楼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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