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恶女》名句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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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恶女简介:
◆脏话一定辱她?男人讲话不能娘吗?女人总是婆婆妈妈? ◇日常语言中处处隐藏着性别偏见!是时候掀起一场女性主义语言革命了! ◇和炫词狂魔阿曼达·蒙特尔一起,用恶女力重构我们的语言 ◇在嬉笑怒骂中粉碎父权制的堡垒 ++++◆...
共426个句子:(第9页 )
本页收录的《语言恶女》名言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语言恶女》句子可以了解《语言恶女》的特色。
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在语言上的不平等,并不仅限于声音。我们对这两个群体所使用的俚语也有不同的印象。几十年来,语言学者记录了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中男同性恋者生动的俚语词汇。在菲律宾,许多男同性恋者使用一种叫作“同性恋暗语”(swardspeak)的词汇系统,它结合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字游戏、流行文化隐喻、飞白(malapropisms,用词错误)和拟声构词[onomatopoeia,词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其所指的东西,例如“clink”(叮当声)和“swoosh'”(嗖嗖声)]。例如,在这套词汇系统中,“Muriah Carrey"(穆利亚·凯里)意思是“便宜”,“Muriah来源于他加禄语“mura”,意思就是便宜,然后融合了同性恋流行偶像玛丽亚·凯里(Mariah Carrey)的名字。此外还有“"taroos”, 来自他加禄语“taray”,意思是“恶毒刻薄”。给一个词加上后缀“oosh”让它听起来更可爱,是“同性恋暗语”的典型特征。 英语中第一份重要的同性恋者俚语词汇表是由美国民俗学家、色情文学学者格申·莱格曼(Gershon Legman)于1941年编撰的。它作为一份两卷本同性恋医学研究出版物的附录出现,从括约肌紧绷的案例研究到女同性恋骨盆区域的X光片(科学家与变态之间真是只有一线之隔),该出版物无所不包。这个附录精确地列出了329个词条,其中有一些我从未见过。比如“sisterin distress”(遇险的姊妹),指的是“遇到麻烦的男同性恋者,通常指他碰到了警察”;“church mouse'”(教堂老鼠),即为了找虔诚的年轻男性寻欢而经常出入教堂的男同性恋者。还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比如“fsh”(鱼),指的是非常女性化的同性恋男性——“fish”是比喻阴道的词,尽管有点不合适。 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既然社会性别不是在出生时就已完全形成的,那么我们的每一种不同的性别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有些哲学家的理论认为,性别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本身构建出来的。他们的观点是,人们并不是因为属于某种性别所以会那样说话,他们不是简单地用语言来反映自身的性别——比如说,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女人,所以就把自己称为“女人”;或者你只使用“女性化”的脏话,比如“gosh darnit”而不是“goddamnit”(天杀的),因为你从小就被教导要有礼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之所以被归类为某种性别,是由于受到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交谈中收到的反馈的影响。语言才是社会性别诞生的温床。 我们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使用语言来构建性别的过程之中一一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她提出了一种叫作“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社会性别并不意味着你“是”谁,而是你“做”了什么。在巴特勒看来,当我们做某些事情,我们才成为“人”,在此之前,“人”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是谁与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是“同步”产生的;当你在了解与参与社会实践的时候,你和你的社会性别身份就会同时浮现出来。 所以我们使用的词语不仅反映了我们是谁,而且还能动地创造了我们的身份。这是怎么实现的?一种主要的方式是,人们通过特定的标签、代词和称呼来认定自己的社会性别。顺性别(cisgender)、跨性别(transgender入灰色性别(graygender)泛性恋(pansexual)无性恋(asexual),以及其他各种性别和性向认同术语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只需知道这一系列词汇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就行了。这些词汇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难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得明白,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你挑个...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幸运的是,如今你再也不会因为你想和谁上床或者你的性别而被逮捕了—尽管仇根犯罪仍然十分普遍—至少在大多数英语国家是这样。但人们仍然强烈地需要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这些不同的身份。我们仍然渴望标签。语言学家说,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使经验合理化的力量,类似于一个想法只有被正式命名才能生效。“这显然能赋予人们力量,让他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拥有这种体验的人,而且这种体验是可以命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性别和语言学者拉尔·齐曼解释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划分到现有的类别中并因此感到被赋权,可能将来有一天,非标准的性别和性向会被世人广泛接受,那么到时候这种标签光谱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目前来讲,标签可以使许多曾经感到被孤立和被忽视的人们得到认同。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nonbinary”(非二元)一词开始进人日常词汇。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成为首个将非二元性别作为第三个类别纳人官方出生证明的州,这样那些间性人和/或非常规性别者(gender--nonconforming)就拥有了日后合法更改自已性别身份的权利。一年之后,俄勒冈州成为第一个允许在驾照上使用非二元性别符号“X”的州。随着人们对性别的态度缓慢但持续地改变,我们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 不过,在非标准性别方面,讲英语的人可别以为只有自己是具有创造性或进步的。因为西方人绝不是描述性别光谱的先驱。在世界的每一块大陆上,几十种繁荣的文化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承认了多元性别的存在,并提供了描述三种或四种,有时是五种性别的词。正如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在她的定义中提到的那样,社会性别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特定的身体和行为。 在印度,“hijra”(海吉拉)一词指的是被认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一些美国人可能会将海吉拉描述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几年前,我也对讲英语的人如何使用“you guys”产生了兴趣。“guys”既轻松又友好,经常被用来称呼任何性别的一群人,而且还解决了英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语法问题。很多人真诚地相信“guys”已然变成了中性词。但是学者认为,“guys”是又一个男性化的类指,只是用起来比较舒服而已。“you gals”(姐妹们)这种叫法绝对不会赢得同等的喜爱,而且就连积极避免使用含有性别偏见的词语的人们,也还是用“gys”称呼别人,仿佛这个词就不带性别倾向似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s”只被用在男人身上,当它演化为将女人也包含在内的称呼时,众多社会语言学家惊掉了下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史蒂文·J. 克兰西(Steven J. Clancy)曾评论过这种用法:“在‘政治正确'导向的语言改革压力下,我们正亲眼看见一个新的类指名词朝着与我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我不用“you guys”,而是选择“y'all”作为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原因,正如我50多页之前提到的那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上述用法有意见。我可不会一听到有礼貌的陌生人叫我“miss”或者把我归入“you guys”就立即纠正,那可太让人尴尬了。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所谈话题与性别无关时,如果我们可以用一种不预先假设他人性别一性别问题过于复杂一的方式称呼对方,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这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用“foks”(各位)等中性词来代替“guys”或“ladies”(女士们);或者就彻底省略性别相关词语,比如不说“Excuse me, ma'am”(劳驾,女士),只说“Excuse me”就很好。 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些细微的语言调整会促使人们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吗?强迫人们说“hi,folks'”,而不说“hi,guys”,或者让人们称呼伊冯娜·布里尔为“工程师”而不是“女工程师”,真的能从整体上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法吗? 语言学家承认,这在实践中很难判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即使改变我们自己的语言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语言却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馆规定店内不能再称呼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统一使用中性称谓“顾客”和“Mx”,肯定会有某个服务员从心底反对这种规定。但是经理会让这个服务员遵守规则,对餐厅的顾客一包括小孩子一使用中性称谓,那么听到这些称谓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积极影响,就算说话者的想法没变化也不重要。 世界上确实有些地方实行了这种规定,并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传媒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瑞典幼儿园里两名儿童的成长,他们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着长发,被允许玩他们喜欢的任何玩具,从恐龙到指甲油什么都行,玩什么玩具跟他们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在瑞典,自1998年以后,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会资助“性别中立”的幼儿园,在那里你会发现老师叫孩子们“朋友们”而不是“男孩”“女孩”;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绒动物替换掉了玩具娃娃;书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女性海盗、女同性恋国王、背着婴儿惩恶扬善的蝙蝠侠。毫无疑问,瑞典女火箭科学家的讣告开头也绝不会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 话说回来,《纽约时报》那位撰写伊冯娜·布里尔讣告的专栏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个男的。自现代英语出现以来,新闻业就像大多数涉及语言的正式行业一样,一直由男性主导。但是,如果摆脱了男性和男性的影响,语言听起来会是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叶斯柏森的时代起,语言学家为以上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语言学家珍妮弗·科茨(JenniferCoates)是研究“女生悄悄话”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年过七旬的科茨在性别和会话风格领域有超过30年的研究经验;尽管她从来不使用“女生悄悄话”这个短语,但她的研究为这样一个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即当女性身边只有其他女性时,她们的交流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