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恶女》名句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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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恶女简介：
◆脏话一定辱她？男人讲话不能娘吗？女人总是婆婆妈妈？ ◇日常语言中处处隐藏着性别偏见！是时候掀起一场女性主义语言革命了！ ◇和炫词狂魔阿曼达·蒙特尔一起，用恶女力重构我们的语言 ◇在嬉笑怒骂中粉碎父权制的堡垒 ++++◆...
共426个句子：（第8页 ）
本页收录的《语言恶女》名言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语言恶女》句子可以了解《语言恶女》的特色。
p034-035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一一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肉)-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 consonants)-一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一而且这份爱会持续一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35但是，之所以女性倾向的侮辱性词语如此令人难以抗拒，除了它们具有语音愉悦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词语不再被视为是完全贬义的。这要完全归功于词语的“收复再定义”，即人们主动地重新定义某些词语，彻底改变其含义及感情色彩。“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间语出月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queer”(酷儿)这个词可能是近来最成功的例子，它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具有排斥意味的侮辱，而现在它是经过学术界和LGBTQ+'祥体重新定义的普通称呼，其过程令人赞叹。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queer”一词作为称呼不甚妥当，但总的来看，它已经演变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总称，用于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42如果一种社会文化不再如此强烈地厌恶女性的性主权，“slut”的慨念以及这个词本身就不会再引起共鸣，随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某种语言表达消失的现象以前就发生过,例如“old maid”和“spinster”(老处女，老姑娘)‘这类词早就过时了，因为到了21世纪、人们不会再批评一位女性到了40多岁仍然单身了。简而言之，当侮辱性词语所包含的偏见瓦解，这些词自然也就过时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56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一“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別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一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571945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给“gender”的定义是“由社会或文化差异而不是生理差异所是现的男性或女性状态”。该定义中的例句来自当时发表的一篇心理学学术文章，其中写道:“在小学时期，社会性别(gender)，即生理性别的社会化对应物，也是一个划分差异的周定标准，其限定间是‘女性化’和‘男性化’。"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14-015在大学里的社会语言学课上，我开始了解到英语中隐藏的一些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penetration”(插入)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这一观点的，即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与之相反的词可能是“envelopment”(包住)或“enclosure”(包裴，包围)。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量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者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115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陈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121-123每当听到这种常见的语法错误，我都会本能地浑身难受。但我尽最从不贤备说话人。“I'm well"就是语言学中“过度矫正”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话者过度应用自己心中的语法规则，导致句子乍一听语法正确，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的情况。另一个例于子是.该说"me and you"(我和你)的时候却说“you and I”(你和我)、比如、"Let's keep this belween you and I”(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每个人都喜欢在发现别人语法错误时那种“速到你了”的感觉，尤其是当你知道说话者故意想让自己听起来很聪明的时候。然而，过度矫正的本意一般是好的。语言学家发现，过度矫正在中下层阶级的女性中最为常见，例如，她们把副词“well"看作较高社会阶级的标志一一你更有可能听到高盛的高管说“Heknows the market well”,而不是“He knows the markel good"(他非常了解市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掌握更能代表声望的语言技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实现阶级流动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显示自己向上流动的愿望，她们试图采用地位更高的人使用的语法形式，但她们用力过猛了。被用错的“well”和"whom”肩负着提升说话者社会经济地位、为其赢得尊重的重任，只是事并不总能遂人心愿。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谜贵别人的语法错误是最典型的傲慢行为之一。“当批评对象是语言时，你会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并为此感到骄傲,”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摘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者来炫耀你的极端敏锐:‘我有点像语法纳粹，我不能忍受人们的语法错误。”然而，有这样一种人，你绝对不会听到其纠正别人的语法，那就是语言学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语言科学家对语言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实际上是怎样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131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竞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结尾，有的以a结尾一在意大利语中，通常0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这些假名词可能代表什么，然后用一系列形容词来描述它们，比如好，坏、强、弱、小、大等。然后，他们被要求用相同的形容词描述男人和女人。结果呢?阴性名词和女人都被描述为“善良的、软弱的和娇小的”。阳性名词和男人都是“恶劣的、强壮的、高大的”。这项研究证明，语法性不可能不渗透到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中。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160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顺便说一下，这种过度亲密的言语骚扰并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习惯，那就是总以一种自负傲慢的亲密态度对待各类边缘群体，比如有色人种、酷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等。2017年，对一段随身摄像机影像记录的研究显示，与白人司机相比，警察对黑人司机使用“我的伙计”等态度随便的称呼的可能性要高出61%。这种互动不是感情好的表现，也不代表听者身上有什么应该被夸赞的地方。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识地觉得宇宙给自己颁发了什么资格证，允许他们如此居高临下地怠慢听者。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对性骚扰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女人反击一个男人的性骚扰（对于男人来说，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只是他的性对象而已），而这个男人奇迹般地跟她讨论起来的时候，他大概率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辩解开脱。他会说你误会了，说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好人”，不应该被抱怨，也不应该因为说几句机灵的俏皮话就名誉扫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间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日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传统女性气质在历史上一直局限于私人领域，而自信的领导力则属于公共事业，二者之间的微妙张力被社会科学家称为“双重束缚”。 大多数追求事业成就的女性最终都会陷人这双重束缚的其中一端。克林顿可能是忍受这种语言批评的现代公众人物中最知名的，但她绝对不是第一个。也有其他女性摆脱了传统的女性声音特征，她们被视为强硬的领导人，但又被贴上了冷酷和专横的标签，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童贞女王），玛格丽特·撒切尔（铁娘子），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推特上被叫作“邪恶的女巫女王”），以及政治家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一记者安德鲁·纳波利塔诺（Andrew Napolitano，没有亲戚关系）戏称她为“邪恶表妹珍妮特”。没有人质疑过这些女性的力量，但她们的力量是以牺牲“喜爱”为代价的。 而在双重束缚的另一端，当一位女性掌权者不想以“男性化”的方式行事，或者有意凸显自己的女性气质时，她就会被认为脆弱无能。但同时，又因为她保持了大部分符合女性规范的特征，她看起来就不会过于可怕。随着她强硬程度的降低，她的受欢迎程度便会提高。 无论女性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告诉女性政治家、新闻主播、商业领神，以及其他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应该闭上嘴巴别出声。在20世纪初，一项对广播节目听众的调查昆示，101名受访者中有100人更喜欢男主持人的声音，而不是女主持人的声音，他们哀叹女主持人的声音“刺耳”（像90年后的克林顿一样，她们的声音表现出的个性“多得过分”。《时代》杂志2016年的一篇报道发现，在古希腊，直言不讳的女性会被说成是“妓女、疯子、巫婆和雌雄同体者”。在中世纪，有一个专门的英语单词来形容敢于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女性：她们被叫作“scolds”，即无法把“消极”和“叛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克林顿和撒切尔的声音令人反感，而斯嘉丽·约翰逊的声音却那么性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被关注的对象本身。很简单，这是因为女性公众人物比男性公众人物更容易在身材、时尚度、性感度方面受到评判。宣扬克林顿声音“刺耳”和批评她“脚踝粗壮”一这曾是媒体最喜欢对她使用的另一个挖苦，然后她永久地换上了长裤套装一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谁能想到一段两英寸长的小腿肉会有这么大的新闻价值呢？）。我想请你试着找找看，有没有哪一个男性政治家的脚踝在谷歌上有20500个搜索结果。我已经试过了，于是我的一个周三下午就这么浪费了。 无论你分析多少份剪报，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媒体在描述男性权威人物的演讲时使用性隐喻，然而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对女强人进行性类比的大量例子。卡梅伦分析了2016年英国大选时的媒体评论，惊讶地发现女性政治家，甚至包括女性辩论主持人，经常被比喻为几个典型的女悍妇形象，比如不苟言笑的女校校长，或者《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恶毒的护士。卡梅伦说，这些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她们都“上了年纪，通常都样貌丑陋，要么性冷淡要么性饥渴，她们永不满足的欲望让男人感到恐惧”。 与上述形象相反的是BroBible榜单上声音犹如天鹅绒的女性：斯嘉丽·约翰逊、查理兹·塞隆、佩内洛普·克鲁兹。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作为证明，我们可以看看威尔士政治家利安娜·伍德（Leanne Wood），她拥有柔和流畅的音色，推特上的苏格兰专家“愤怒苏格兰”（@AngryScotland）将其形容为“声音巧克力”。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一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男同性考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他们的语言特征必然不河能相同。看看这两个群体在煤体中的形象演变获知道了：多么令人震惊，美国电视和电影中从来不曾有过女同性恋者角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些。而她们终于登上银幕时，角色形象却并不是正面的。最早的女同性恋情节出现在1961年的电影《双妹怨》（The Children'sHour）中，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寄宿女校学生恶意诽谤她的两个女校长在谈恋爱，最终毁掉了二人的个人和职业声誉。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评论女同性恋者的言语特点，但它确实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描绘得阴暗、孤独，并且会摧毁事业。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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