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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历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另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历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オ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历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认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历史学家就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オ加以应用。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尽管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了解过去。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可敬的兰克有一句治史名言：“如实直书。”历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希罗多德也早就说过：“如实记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学者或历史学家要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史实。或许像其他许多格言一样，这句格言的成功也是因为其含义的模糊。人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历史学家正直的品德，我们相信，这就是兰克的原意。但是，如从被动意义来看，自然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公正无私；二是法官的公正无私。两者的基本共同点都是忠于事实。学者记录或更正确地说是欢迎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一个好的法官，不管他内心倾向于何方，在向证人提问时唯一的目的还是搞清事实，而不考虑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两者都受良心的支配。…………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可见，证明了它是伪造的，任务才完成了一半。……作伪的理由不胜枚举，要想把它们全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幼稚了。历史学家旨在使人类更为明智，他当然要记住，所有这些理由事实上都是不合理的（诚然，说谎一般来讲是出于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但生活告诉我们，历史也多次证实，弄虚作假就像一张网，每一个谎言都会带出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互相帮腔。这就是为什么出名的伪造事例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就像坏疽一样蔓延，就本质而言，一次作伪必诱发另一次。…………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细节，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却天真地企图做到这一点。明白了这些，不管我们的思想有多么僵化，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所玩弄小把戏的真实性，还能抱有多少幻想呢？这些史著所描绘的无非是作者同时代的人想当然的战斗背景罢了，它具有极大的信息量，却不是那些爱好绘声绘色描写历史的人原本所希望传递的信息。…………而且，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先入之见在起作用，许多传闻早已给人们造成德国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国人也确实很狡猾，这类传闻正好迎合了公众的猎奇心理，…………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作用当然很大，但有时其效果也会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有一位目击者曾直截了当地说：“战壕里的士兵普遍认为，除了印刷品上写的，什么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们根本不相信报纸，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铅字的东西，……这种做法简直可以超过任何胆大妄为实验者的幻想，使几百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收集必需的资料，如没有各种指南，他根本无法收集资料，这类指南有档案图书目录、博物馆的索引、各种各样的书目提要，等等。有些学者为编这类工具书牺牲了大量时间，要掌握这些工具书也得花费大量时间。………………史料能否从这家档案馆或那家图书馆的角落被发掘出来，全靠人为的因素，对此应该加以研究。……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理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准则的要求迫使我们应用这些相当简明的标签，而当无须受行为准则束缚时，当公认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截然相反之时，这标签就会使我们难堪了。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将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起伏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衣，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史学家并不是粗暴的检察官，有些小册子往往把他们描绘成铁面无私的形象。要知道，史学家并没有变得轻信自大，他知道自己的论证也可能不对或曲解，但其主要的兴趣还是搞清史料，让史料说明问题，而无须更改其主要原则。考证的方法自有其长处，它成功地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更远大的目标。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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