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忘记了这一点，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准则的要求迫使我们应用这些相当简明的标签，而当无须受行为准则束缚时，当公认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截然相反之时，这标签就会使我们难堪了。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将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起伏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衣，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如果评判只是为了合乎解释，那么，读者尽可略过这些评判，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真实的人类生活就会被图解成一张黑白分明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