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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回望》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金宇澄《回望》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金宇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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