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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 （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戴波《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有为》
“代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看前任皇帝驾崩、现任皇帝即位发生在一年的哪个时间段。比如，秦始皇死于七月，秦二世胡亥仅需等待两个多月就可改元，进入自己的元年；汉高祖刘邦死于四月，孝惠帝刘盈因此等了五月有余；刘盈死于八月，他的儿子少帝刘辩要改元，只需等待一个多月，但其时真正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吕雉；吕后死于七月，九月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发动政变，共诛吕氏，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时间凑巧在一年之尾，他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纪元；刘恒死于六月，儿子汉景帝刘启等了三个多月才改元；汉武帝刘彻等待的时间最长一将近九个月。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戴波《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由于已经将南方越地兼并，刘彻此年还开始采纳越人的祭祀和卜筮方法。“卜”和“筮”是两个概念。“卜”是用动物之骨，“筮”是用草木之茎，通常用蓍草。《周易》和八卦的诞生，就与蓍草占事有关，但是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早。根据考古，起初蓍草占事只记录数字，是数字卦。一直要到西周以后才渐渐被图像卦，也就是常说的八卦、六十四卦代替。而且图像卦里所谓的“阴爻”和“阳爻”，可能只是由数字卦的“八”和“一”变化而来，起初没有阴阳的哲学概念。《周易》最早是一本蓍草占卜的参考书、工具书，要到春秋时代往后才慢慢哲学化。古之人凡事情有疑难不解，就用卜筮等方法决疑，包括战争之前，也会测一测吉凶。《尚书·洪范》称，如果对某事有疑问，可以作五个方面的咨询：一是问问自己内心意愿，二是问问身边大臣意见，三是问问民间意见，四是问“卜”的意见，五是问“筮”者的意见，此之谓“五谋”。《史记·龟策列传》又日：“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可见不仅要卜筮并用，还需多占几次，取多数结果。
——戴波《有为》
姚氏对卜式的动机揣测未必如实，但认为司马迁对当时的财政改革抱有微词，则八九不离十。《史记》全书，读来最能体会太史公深切痛感的，就是记录财政和经济的《平准书》。此篇写到刘彻时代，以一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起头，接下来便详细记录每一件竭尽国力民力的大事。事功是卓著的，耗费是巨大的；国家是强盛的，民众是困苦的；在对比如此强烈的现实矛盾之中，司马迁觉得世道人心正在渐渐变坏，而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平准书》的结语与其余各篇相比，风格截然不同，看上去特别仓促，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卜式的原话：“烹弘羊，天乃雨”。明人杨慎认为，司马迁用此六字斩钉截铁作为结束，正是对这个时代“兴利之臣”的痛斥。 “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毕此意而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制兴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该尽武帝所行事。（《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引杨慎《总纂升庵合集》语） 事后的痛诉多少显得有些无力，事实上，这一年为天子兴利的桑弘羊正因为保障了封禅等大事而平步青云，而指斥他的卜式们却失了官降了职。什么样的时代，适合什么样的人才。
——戴波《有为》
英国史学家吉本因此总结：普通人觉得鬼神都是真的，聪明人觉得鬼神都是假的，统治者觉得鬼神都是有用的。 所以古代提倡的“以神道设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情况，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都是直白不讳、心照不宣的，只是瞒着那些需要被统治的愚众。当然，若说统治者全不信鬼神之说，也太绝对。具体对应到刘彻身上，也许宝鼎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表演，但我们很难相信他对于神仙和长生的痴迷不是真实的，特别是他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不治的大病，似乎正是得到了“神君”的帮助才脱险转安。同时，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开始敏感觉察到时间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年人刘彻，即将开始他生命的另一段寻仙之旅。
——戴波《有为》
时迁境移，此年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同于往日，刘彻对于捐资的心理也大异于当初，于是二话没说就拜卜式为中郎，并将其爵位升至左庶长，同时布告天下，“欲尊显以风百姓”。这里用到了一个“风”字，古汉语里这个字用作动词的时候，非常形象。风是无形的，但是风经过的地方，草木总是会改变自己的形状来顺应。所以“风”作为动词，有期望形成某种群体性行为之义。刘彻尊显卜式以风百姓，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出钱为国分忧的道德典型，激励天下更多的富户纷纷慷慨解囊，为国分忧。 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之所以称其是懒政，在于举报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把有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了另一无关群体。而更关键的是，举报制度常常是掌权者使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术，它可以成功释放人性之恶，在人与人之间塑造出本不存在的敌对关系，从而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监视机器，成为掌权者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举报制度不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健康，也不会给编户齐民带来安稳放心的生活，它只是给掌权者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它所揭发的违法行为相比，这种制度所造成的诬告冤案只会更多，对社会层面的信任破坏只会更为彻底。 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得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 原文中的“有腹诽之法比”，“比”是律法术语，意思是参考。意即从此以后，相似的情况可以参考颜异这个案例来进行判决。于是张汤开了一项极其黑色幽默的罪名先河，其荒诞程度比起“莫须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批评不自由，当沉默也是罪，违心取容就成了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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