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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学术的权威，当学术界太迂而新闻界太油，一切都丧失标准，除了市场的销路和票房价值。古代的情形似乎好些。欧洲的古典文艺，或操纵在僧侣之手，或盛行于宫廷之中。斯宾塞的诗，莫扎特的音乐，狄兴的画，都是在贵族扶植（patronage）下的产物。贵族之中，当然也有许多愚妄之徒，但就一般而言，他们的品味能力比现代的大官僚，大学者高得多了。

——余光中《逍遥游》

世界性的艺术家，如名见音乐史的钢琴家塞尔金（Rudolf Serkin）来台时，欢迎的寥寥无几。巴黎的贵妇在沙龙里捧萧邦；台北的阔太太们在戏院里捧一谁呢？对于大众而言，毛公鼎何如钢蒸锅，敦煌石窟何如防空洞？对于大众而言，周邦彦何如周蓝萍，盖大众只解“顾周郎曲”，并非“顾曲周郎”。把文学艺术交给大众，必然演成无政府状态。可是这正是一个将一切诉之群众的时代。

——余光中《逍遥游》

胡毛相提并论，当然是不伦不类的。我敬爱胡适，我赞成他的政治民主论，但不同意他的文学民主论。至于左派的批评家们，他们向来是“挟大众以令作家”的。他们的作家们只是穿制服的“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大众不懂文学，或者可以说，大众根本不在乎文学，是一种无可争论的现象。每逢三流演员（即俗称“明星”）过境，松山机场上必然蚁聚蜂拥，挤满了“大众”。

——余光中《逍遥游》

即以清真为贵的李白，他的作品也互见高下：“床前明月光”可以说是他最平凡的作品，比起他的（梁甫吟）、《襄阳歌）就逊色了。作家总应该走在读者的前面几步，不断地予读者以层楼更上的惊喜。艺术毕竟不是装得整整齐齐的一盒巧克力糖，一掀开糖盒子，就可以检一颗往嘴里送。它毋宁更像一颗胡桃，需要读者层层敲剥，而渐入佳境。人类的惰性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是文学欣赏的致命伤。欣赏的过程，往往就是克服惰性，超越偏见，征服新疆的过程。拜伦见不得华兹华斯的诗，柴可夫斯基听不得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家自己都看不清楚，何况是外行的大众。文学不能大众化，但大众经教育后可以文学化；到大众文学化时，文学当然也就大众化了。大众，大众，多少低级趣味假汝以行

——余光中《逍遥游》

反过来说，每个人都具有肉体，自知痛痒，可是当他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肺病或沙眼时，虽然肺在他自己的胸腔里，眼在自己的脸上，他并不自知，他只好去看医生。像肉体这么具体落实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把握，那么，像精神、像灵魂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凭什么一定有把握呢？关于后者，他必须去看文学，看文学家，看文学批评家。明白晓畅，是文学的风格之一，但并非文学的至高美德。这也是一种事实，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柳永是大众化的，但是“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现象，不能证明柳永高于苏轼。同样地，老妪都解的白居易，显然比不上无字无来历的杜甫。即在老杜自己的作品之中，也有大学者们如胡适者欣赏他浅俗的〈九日》，而低估他精妙深婉的《秋兴八首〉。

——余光中《逍遥游》

可以任意批评文学作品。他们说：“文学处理的既然是人性，我也是人，也具有永恒而普遍的人性，难道我不能决定某篇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成败吗？”当然能够的，亲爱的读者们。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的经验，甚至还有不可名状的神秘感觉。这些经验和感觉，是普遍的，也是个人的，因此每个人多少都懂得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表现它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决定表现的成败。

——余光中《逍遥游》

他应该指出，武侠小说、麻将牌、同乡会、旗袍，加上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不等于文化。他应该指出，许多所谓权威只是吼不出声的石狮子。他应该指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一张博士文凭或教授聘书，也不等于学问。尤其重要的，他应该指出，要在思想、生活和艺术上做一个现代青年，必须具有清晰的头脑，勤奋的四肢，和敏感的心灵。

——余光中《逍遥游》

沧海的彼岸，是雪封的思乡症，是冷冷清清的圣诞，空空洞洞的信箱和更空洞的学位。

——余光中《逍遥游》

科学向太空看，看人类的未来，看月球的新殖民地，看地球人与火星人不可思议的星际战争。我向太空看，看占星学与天宫图，祭祀的梦，酋长的迷信。

——余光中《逍遥游》

我向太空看，看人类的过去……于是大度山从平地涌起，将我举向星际，向万籁之上，霓虹之上。

——余光中《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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