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无论是个人层面的加害者还是国家层面的加害者，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会认为：这些行为是由对方引起的，他们自身的行为是明智的而且是有意义的；如果他们做错了或者走得太远，至少从长远来看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在叙述同样的一段历史时，受害者则往往将加害者的行为描绘成肆意妄为、毫无意义，或者说他们是在蓄意作恶、十分残忍；而他们自己的报复行为则十分恰当、符合道义。在他们看来，事情本身也不会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事实上一切都变得更糟，他们至今仍然对当初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