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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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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与我们共享。
我隔着窗，看他挨着厨房坐在天井一角。厨房里妈在准备饭菜或做针线活。腊月间天气寒冷，爸一只手揣在手套里，脚焐在装有热水袋的脚套里，木铲子在锅里一圈一圈地划，手冷了就换另一只，满头白发在阴冷的空气里微微颤动。电磁炉的刺刺声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细细的，安宁得让人心里微颤。我呆呆地看着被框在一扇窗里的他，像端详着一幅画，一幅在时间里流动的画。中药的味道渐渐传来，仿佛很多暗色记忆的索引，我心下一动，又架起了相机。虽然同样的景象拍了很多次，但我觉得每一次都有特别的意义，我愿意记录下哪怕千篇一律的动作。
——陆庆屹《四个春天》
新居穿过铁道，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杨树林，一棵棵高高大大直刺天空。我远远望见树林后面有间屋子，想去看看那边是什么风景。踩着一尺厚的落叶，嚓嚓的声音很酥很脆，走快时几乎连成了涛声，哗啦啦的。有道是 “望山跑死马 ”，在平原上也一样，眼看着那间屋子却半天也没有走近。密林深处，回头四望尽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参天大树，重重包围下，它们似乎都在俯身审视，我越发感到自身的渺小。一种本能的敬畏感油然而起。
——陆庆屹《四个春天》
恍惚中，隔岸观灯般的末世感涌上心头，不免怀疑生活除了煎熬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只因心中还支撑着责任或尊严一类的执念。
——陆庆屹《四个春天》
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
——陆庆屹《四个春天》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还有一个过去我们没发现的却又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中国人做饭菜很少浪费，所有物品及原材料都会充分得到利用。中国的普通家庭，通常都会把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保留下来，以便下次食用，除了一些完全不值钱的食物才会被扔掉。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找到证据，这些家养动物完全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而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着“死亡边缘”。因为节俭，他们会尽量不买现成的工具。完全可以买些“半成品”，因为“半成品”总比成品便宜，然后回家自己加工组装，照样具有成品的功能。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于是现成货也慢慢绝迹了。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改善它。好像任何工作他们都可以白手起家，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复杂，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被视为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一位园丁被派去修理倒塌的院墙，手边已经备好了一些砖块，可是他却认为，最好还是在墙头上埋进一尺深的树枝，他就这样做了。若是问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就会对他的方法的优越性做一番解释。一位邮差被雇来送一封重要的邮件，到目的地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头天晚上他收下了包裹，应该在次日一大清早就动身。第二天下午，他却还在邻近的一条胡同里晃悠。他被叫了过来，问他这算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歇上一天，来洗他的袜子！与你按天雇用的马车夫打交道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你吩咐他走某条路，他也答应了，因为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此路，然而他却带着你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因为他从一个陌生的过路人那里听说，这条指定的路不太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对他们自己的判断推崇备至。这样的现象不会让人感到很舒服，但是根据观察却似乎可以充分地证实这种现象的存在，这就是，对于一位普通患者来说，诊所里一位最无知的助手所表达的意见也似乎（并当然地）和主治医生的诊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尽管前者可能不识字，不知道药品和各种病症的名称，尽管后者可能获得了各个等级的医学学位，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甚至连一位看门人或一位苦力的一个暗示，就足以使人完全无视医生的医嘱，去采纳某些注定是愚蠢甚至可能致命的建议。 我们至此所谈的这些说明中国人固执的例子，都与外国人有关，因为我们最容易注意到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对我们而言也有着最为密切的利害关系。然而，越是深入地观察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真实气质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表露出来的），我们就越觉得，“表里不一”这个意味深长的中国成语所指的那种情形，并非一个特例。中国仆人面对中国主人也像面对外国主人一样，是谦虚、顺从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同样，他们的主人也从来不曾指望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孝道的观念浓缩地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祖先崇拜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宗教。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祖先崇拜体系的真正含义，就会明白，这种体系是一个民族所能背负的最沉重的束缚之一。正像晏马太博士在前面已经为我们所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亿活着的中国人却处在无数亿死人那最令人窒息的压制之下。“当今的一代人被过去的数代人捆住了手脚。”对于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种沉闷的保守主义而言，祖先崇拜就是一种最佳的形式和保障。在本世纪这最后二十五年间，中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如果保守主义不能受到致命的一击，那么中国又如何能调节好自身以适应这个新环境呢？如果中华民族继续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祖先奉若神明，中国又怎么可能向前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呢？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说到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还要补充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件事不论有多好，有多急，都逃不过层层机构的压榨盘剥，这些部门就像组织严密的衙门。中国正常的慈善机构不可能完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责。经常看到，遇到大饥荒的紧要关头，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肯定也不足以阻止那些毫无廉耻的官员侵吞原应由他们发下的救济款。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灾情和救灾上，外界对救灾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丑事就不难想象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时接受到的只是最坏的一面，那么当他们看到西方世界处处布满慈善机构，这是许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肯定会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然后就回去探究这个意义深远的事实。因而就会促使他们联想到这么一个情况：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表情感的字，“仁”字既不是“忄”字旁，也不是“心”字底。所以中国的善举往往无诚心可言，其普遍的结果必然不出我们所料。从事慈善事业应该是出自一个人的本能，不论何时，只要感到有必要，就要让慈善之心有机会得以发挥。可以说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种心态。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中国人要培养成这种心态，那就要经历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那些过程，使之成为人的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忍耐”两字有三层完全不同的含义。一是一种能长期等待，而不抱怨、生气和不满的行为或品质；二是默默而泰然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的能力或行为；三是“执著”的同义词。显而易见，一个民族若具有上述这样的品质，对其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一位汉语很有造诣的学者回答笔者求教时，仔细考察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部首的常用字，发现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三十五个是贬义的，八十六个属中性。三十五个贬义字带有整个语言中含有最可耻的意义，如“奸诈、欺骗、卑鄙、不忠、自私”等，三个“女”合在一起的“姦”字就有“私通、通奸、诱奸、阴谋”等意思。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同其他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具备以下这个特点：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即便是在不得不公布的时候，也会运用伪装的形式。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所要求的“好形势”附带了太强的欺瞒性，所以我们会对此感到震惊，甚至认为是毫无意义。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还有一个过去我们没发现的却又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中国人做饭菜很少浪费，所有物品及原材料都会充分得到利用。中国的普通家庭，通常都会把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保留下来，以便下次食用，除了一些完全不值钱的食物才会被扔掉。这一事实可以从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找到证据，这些家养动物完全靠着人们的剩饭剩菜而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着“死亡边缘”。因为节俭，他们会尽量不买现成的工具。完全可以买些“半成品”，因为“半成品”总比成品便宜，然后回家自己加工组装，照样具有成品的功能。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于是现成货也慢慢绝迹了。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改善它。好像任何工作他们都可以白手起家，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复杂，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被视为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一位园丁被派去修理倒塌的院墙，手边已经备好了一些砖块，可是他却认为，最好还是在墙头上埋进一尺深的树枝，他就这样做了。若是问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就会对他的方法的优越性做一番解释。一位邮差被雇来送一封重要的邮件，到目的地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头天晚上他收下了包裹，应该在次日一大清早就动身。第二天下午，他却还在邻近的一条胡同里晃悠。他被叫了过来，问他这算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歇上一天，来洗他的袜子！与你按天雇用的马车夫打交道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你吩咐他走某条路，他也答应了，因为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此路，然而他却带着你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因为他从一个陌生的过路人那里听说，这条指定的路不太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对他们自己的判断推崇备至。这样的现象不会让人感到很舒服，但是根据观察却似乎可以充分地证实这种现象的存在，这就是，对于一位普通患者来说，诊所里一位最无知的助手所表达的意见也似乎（并当然地）和主治医生的诊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尽管前者可能不识字，不知道药品和各种病症的名称，尽管后者可能获得了各个等级的医学学位，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甚至连一位看门人或一位苦力的一个暗示，就足以使人完全无视医生的医嘱，去采纳某些注定是愚蠢甚至可能致命的建议。 我们至此所谈的这些说明中国人固执的例子，都与外国人有关，因为我们最容易注意到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对我们而言也有着最为密切的利害关系。然而，越是深入地观察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真实气质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表露出来的），我们就越觉得，“表里不一”这个意味深长的中国成语所指的那种情形，并非一个特例。中国仆人面对中国主人也像面对外国主人一样，是谦虚、顺从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不能自行其是的，同样，他们的主人也从来不曾指望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孝道的观念浓缩地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祖先崇拜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宗教。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祖先崇拜体系的真正含义，就会明白，这种体系是一个民族所能背负的最沉重的束缚之一。正像晏马太博士在前面已经为我们所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亿活着的中国人却处在无数亿死人那最令人窒息的压制之下。“当今的一代人被过去的数代人捆住了手脚。”对于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种沉闷的保守主义而言，祖先崇拜就是一种最佳的形式和保障。在本世纪这最后二十五年间，中国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如果保守主义不能受到致命的一击，那么中国又如何能调节好自身以适应这个新环境呢？如果中华民族继续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祖先奉若神明，中国又怎么可能向前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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