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韩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这是我在那次会议上的第一个收获，因为白乐晴教授在书中写到的有关民族文学的段落，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起中国的文学现实，有时候我会觉得白乐晴教授所写的仿佛是中国的事，“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和展示”，这也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所热衷的，而且“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暖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也是不少中国作家的所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