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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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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2026-05-16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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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管仲《管子》
清官们正因为觉得自己不爱财、不惜命,毫无私心,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做起事来便了无顾忌,于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老百姓们看着他们生活之俭、执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脸的正气,也就只有感动的份,哪还看得见有多少滔天大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熊逸《春秋大义》
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左丘明《左传》
我知道,当挚爱的人过世,我们不太能会感谢上帝。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对一些让我们受伤的事情心怀感激。因为有时候上帝做伤害我们的事,却可以帮助别人。 如果你们想听真相,那就是,有结束就有开始。我们的视线里有东西结束,但在别的我们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到的地方就有东西开始。黛比小姐的身体躺下来,她的灵魂上升。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只是改变形态,然后再继续走下一段。
——朗·霍尔《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大象是客观存在的,它并非人类的假设,虽然我们只能摸着它的一部分但无数摸象的人也许能够尽量拼凑出象的整体。因此,永远不要在自己看重的立场上附着不加边际的价值,要接受对立观点的合理性。专业人土也必须俯下身段,倾听民众朴素的智慧。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这个问题在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作出了回答: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权力只存在幻想之国,世俗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罗翔《刑法学讲义》
奥勒良期望他的部下必须谦逊、节俭和勤劳,个人的胄甲要经常保持光亮,武器要锐利,衣物和马匹准备好随时可用。他们必须住在宿舍里面,保持营地的朴素、整洁和肃穆,不可以损毁农田的收成,不可以偷窃,哪怕是一条羊、一只鸡或一串葡萄,不可以强征民间的物品,无论是盐、油或木柴。这位皇帝继续说道:“公家配发的物品足够我们使用,军人的财富要得自敌人的战利品,而不是得自省民的眼泪”。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一个句式可以唤起所有不同人的相同理解。那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它强行规定了事物的轮廓和形态。因此当一个作家感到世界像一把椅子那样明白易懂时,他提倡语言应该大众化也就理直气壮了。这种语言的句式像一个紧接一个的路标,总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所谓不确定的语言,并不是面对世界的无可奈何,也不是不知所措之后的含糊其词。事实上它是为了寻求最为真实可信的表达。因为世界并非一目了然,面对事物的纷繁复杂,语言感到无力时时做出终极判断。为了表达的真实,语言只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当内心涌上一股情感,如果能够正确理解这股情感,也许就会发现那些痛苦、害怕、喜悦等确定字眼,并非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它们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要是使用不确定的叙述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情感状态,显然要比大众化的确定语言来得客观真实。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由于中西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钱穆《国史新论》
历史,曾经被六十年代的反叛者们视为一道深渊,里面埋葬着无数沉默的死者,而它的上方则是一座用大理石构筑的辉煌的教堂。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上,而评价他人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的尺度正好是它自身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它诉诸人们的政治无意识,而且有意识地培养人们的政治无意识(或者说,非常理性地培养人们的非理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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