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东案一结东，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幺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幺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