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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制度运作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出了事儿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该坐牢还是得坐牢。
——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
2026-06-14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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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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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林肯《佚名》
国家可以把家底都拿出来，就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活。
——刘伟强《中国医生》
裸婚实际上是一场测试。答应裸婚，说明女孩子爱得很单纯很无私。而提出裸婚，则说明男人很自私很不负责任。
——陆琪《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事》
工作是一个停不下来的巨型机器，无法适应快速的节奏成了不可宽恕的缺点。那些在日常相处中也许会成为朋友的同事，在机器的高速运转中无暇他顾，多一丝磨合都会徒增彼此的怨气。热情、靠谱、善良，这些特质都成了麻烦。拥有这些特质，就意味着你要做远超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只有一份普通的薪水，却要求自己写出卓越的作品，还要用有限的时间帮助同事处理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
——凡之昂《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智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智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是无不抱有天下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钱穆《国史新论》
中层贫民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由于经常受到老板斥责而对生活心存怨恨。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就是串亲戚。中下层贫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太严酷，总被别人当成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一名汽车装配厂的工人说：“这儿就像在军队，不，比军队还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领一张护照。”’’老有一双工头的眼睛在你身上扫视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里绝对不会有这般礼遇。”被要求他们出示医生的病假条，或者汇报他们上卫生间的具体次数。中层和下层贫民之所以处于如此情形，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范伯伦称为“人对人的强制性压制”中扮演着牺牲品的角色，这一现像委实令人不快。（施加这种强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强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只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幺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也就是说，承认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大学教授因为无须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要位高一等，尽管中学教师可能更聪明，更有风度，更有钱。如果你想发现贫民，就会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学、邮政部门，警察署，才常常听到这样的术语——督察、指导。如果一个人的恭顺服从总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个中层或下层贫民。职业阶层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发生差错或失误，或者既使发生也可以远远逃避后果，做到事不关己，无人问津则更好。千万不能因为立刻被发现而遭到老板斥责，蒙受耻辱和丢脸。由于长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层贫民总是精神消沉。上层贫民阶层为人不错，可是再往下走，中层和下层贫民阶层...
——保罗·福塞尔《格调》
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幺区别，检方和辩方就象两支均势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所以，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检方的责任是陈列证据，证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脚，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为辩方，是竭力对检方的证据提出疑点，甚至推翻检方的证据，以期维护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义上，双方丝毫没有贵贱高下之分。检方即使手中掌握确凿证据，你所能做的，只是让证据说话，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双方有道义上的差异。如果检察官有任何擡高自己在道义上地位的迹象，比如说，宣称自己是伸张正义，而暗示辩护律师是为罪犯开脱等等，都是违反了“公平游戏”的原则，是严重犯规的行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 潘弗所说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呢，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化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吧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亚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斯蒂芬潘弗回答的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他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国家机器自由它自己的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幺，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幺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做出表什幺态、投什幺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电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那一个党派的，他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幺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太强的“党性”，这个议员就要冒被他的选民所抛弃的危险。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像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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