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苏联是超理性的，而纳粹是非理性的，两者相距甚远。但哈耶克认为这两种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