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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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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2026-06-16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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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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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现实的狭隘基础上,有高尚理想,全面的计划;在一步一步行动上,想到远大前途,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才能有所成就。
——徐特立《徐特立教育文集》
掌握世界所有事情的兴衰,并不是你我分内的事情,但是从整理内心开始,连根拔起一切恶念,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指环王》
我不会死,先保护魂魄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保要放在第二位。
——克莱儿·麦克福尔《摆渡人》
“理想的下午当消失在理想的地方, 通常这个地方在城市。幽静田村,风景美极……却是清晨夜晚都好,下午难免苦长……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树。……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要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
——舒国治《理想的下午》
“文化寻根”的内在依据:从政治意识形态(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坍塌)挤压中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家园”,启蒙精神责无旁贷地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题。长篇小说《白鹿原》把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历程紧紧扣在一起,描写了白、鹿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宗族斗争,全方位地展示封建文明的各种关系,其中涉及血缘、地缘关系、宗教、儒家道教、生殖文化、家族图腾等,也从家族变迁史的角度对中国当代革命史做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作家试图通过家族命运变迁、家族人物与政治史的复杂关系重新思考并阐释中国革命史与社会、中国文化及个体的关系。“父”在20世纪80年代家族主题中是最为复杂的形象。一方面,“父”的形象通常是被扩大的意指。在“父”身上,浓缩了作家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宏观思考与对意识形态的某种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感时忧国情怀和理性又使“父”的形象有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
——梁鸿《“灵光”的消逝》
所以“缘起法”想告诉我们的是,实现理想固然需要我的努力,但我也只能尽力让因缘条件成熟,无法控制结果。而“我执”,也就是想要控制结果的念头,就恰恰违背了“缘起法”。其实,正如张国荣在那首《我》中所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并没有消失,只是如烟火一般无常变化;虽然“我”如同泡沫一般,看似脆弱,却仍能在斑斓的当下,展现出缘起的生命力量。
——成庆《人生解忧》
不论是有关肺结核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富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和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换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像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它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理论的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他们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菜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别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亚拉巴马州别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个艾尔斯伯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已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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