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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过去了,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转眼消逝,工作很不顺手,没什么 成绩可言,思想不稳定,每时每刻想到过去的那一切,苦痛万状。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
金宇澄
回望
2026-07-15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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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外在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正是由于内在的空虚,人们才追求五花八门的社交、娱乐和奢侈;而这些东西把许多人引入穷奢极欲,然后以痛苦告终。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思想。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人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惟有他的思想可以留存下来。
——爱默生《善待命运》
《解放者》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绝对的好坏。好坏只系在作者的暗示与读者的反应当中。对于一篇作品,除非每个读者的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评价。所以作者在下笔时当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维:“我写这篇文字要给谁看”和“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这两个问题。他不要写给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为不认得字也就毋须读了。他的意想的读者是思想暗、感情暗、意志暗、道德暗的人们;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徳盲的人们;是思想闷、感情闷、意志闷、道德闷的人们。但他不是写自然科学,不是写犯罪学,不是写心理学,不是写恋爱学,不是写社会学,不是写道德学,不是写哲学,乃至不是写任何学术。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组织成为一篇文字,试要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中找寻他的知音者。他不计较所做的成功或失败。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暗者做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作者能做到这地步,目的便达到了。年来写得不名市们
——许地山《落花生》
他像任何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一样,需要听众,而且还需要一种感觉,即他在履行思想宣传的崇高职责。
他善于触动朋友的心弦,在朋友的内心引起最初的,还颇为朦胧的忧伤,有的人一旦品味了,体验了这
些悠远,神圣的愁绪,以后就再也不会拿它去换取廉价的满足了。也有一些人爱惜这种闲愁胜于最甜美
的满足,即使后者是有可能得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要知道,臆想的怨恨,往往超过明确的指责:噢!我们若只看实际的痛苦,绝不倾听我们思想中的幽灵和魔鬼的声音,那么生活该有多美好,苦难也容易忍受了……
——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
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鲁迅《故事新编》
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你走向思维,要带着你的心。如果你走向爱,要带着你的头脑。没有思维,爱就是空洞的;没有爱,思想就是空洞的。 有爱的人是强大的,因为爱是造物主赐予的礼物,就在世界形成和崩塌的刹那。有爱的人是强大的。但是任何一个远离爱的人,会感到自己很强大。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社会现实的因素与思想观念的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导致了现代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被称为“现代化”。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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