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方式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2026-07-19 16:22配图点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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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黑人的灾难，也是白人的灾难，我以为自己能帮助改变这个制度，我希望不同人种平等。基督教后，这种希望更强烈，我以为用博爱，就可以让我家的黑人活的比白人好。现在想一想，我太爱幻想了。

——比切·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

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二十世纪初，面对这样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你会看到华盛顿市中心KKK全副白色斗篷的盛大游行，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终点时，面对同样的问题，再去看美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种种讨论的基调，已经全然不同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确实是在进步的。而当你再回过头来细查问题本身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你才会体会到这种进步是多幺的不容易。这留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还是这种进步在这个制度下是如何被推动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オ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幺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220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上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幺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支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幺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幺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因为“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如果工人与其老板享受同一节目,光顾同一类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修饰和装扮相同,如果黑人也具有一部凯迪拉克牌小轿车,如果他们都读同一种报纸,那幺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种有利于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被共同分享的程度。”我们对美国工人阶级所能讲的就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已被综合到现存制度之内,而不希望激进的革命。——马尔库塞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是做什幺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幺做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价值理性又是什幺呢？……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我需要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只要有需求，不管是谁都能享受充分的护理，并且提供护理的一方也能获得丰厚的报酬——什幺样的制度恐怕都给不了这样的未来。十年后，人们一定会苦着脸叹息：“唉，现在想想十年前还算是好的了。”二十年后的人也将更加痛苦地重复相同的话。或许这过于悲观，但却是斯波如今能想象到的最真实的未来。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如今，已有一整套专门的术语供我们使用，这些术语力图超越任何特定时期的含义。几代历史学家曾不自觉地对这些术语加以修正和提炼，使许多不同时期、不同起源的词素融为一体。“封建的”和“封建制度”最早是法律术语，布兰维里耶把这个18世纪法庭里的行话写进自己的著作，后来孟德斯鸠也用了这个词，结果就勉强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的代名词，而且这种社会结构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定义。“资本”原是高利贷者和会计师的用语，早期的经济专家扩充了这个词的含义。“资本家”一词是由最初的股票交易所里的投机商人留下的，而“资本主义”（ Kapitalismus）却是一个新造的词，它的结尾正好揭示其起源，今天它已成为经典著作的常用语。“革命”原指天文学上的公转，如今，它的词义已包含强烈的人文色彩，在天上，它指周而复始的天体运动，在人间，它指一往无前的社会大变动。“无产阶级”一词带有古代的风格，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从卢梭的著作里找来这个词，马克思又从巴贝夫那里加以沿用，并给“无产阶级”打上他永久的烙印。美洲的原始部落教给我们“图腾”一词，澳洲的原始部落则传来“塔布”（禁忌）一词。面对这些人种史上的适应性变化，某些历史学家却仍然抱着崇古主义恋恋不舍。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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