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我们刚开始一起做项目时，那种创造的感觉是很好的。后来的焦虑，其实是来源于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如何与体系内的考核相适应。我也预设了一个完美目标，那就是这个项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生长，又可以在体系内被认可。一旦我无法抵达这个完美目标，就会衍生出内在的焦虑，于是便有了喊停的冲动，我担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其实只要这个体系没有喊停，就可以持续下去。 ”这种内省，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这何尝不是工作带来的一种创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