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姑姑，会伴随着很多“如果”：如果她没有在建筑工地上接触大量油漆之类的化学涂料；如果她没有长时间在经常吸收汽车尾气的修理厂洗车，如果她第一次发现肚子胀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去西安检查；如果身边的亲人能多关心她一点…她打工十年挣的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医院。但没有人能指责什么。 秦岭南麓的商山地区，除了部分小县城，大部分山区属于典型的险山恶水之地。那里的人们不仅面临着地理上的闭塞，也面临着信息与精神上的闭塞。父辈的挣钱方式沿用着非常古老的路径——熟人介绍。以至于，我的部分亲人及一些乡民总是去矿山，去建筑工地，去修高速路、修隧道…去干那些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工作。这些挣来的血汗钱，他们自己舍不得花，大多用在自己儿女身上，或者一分一毫攒起来，在城里买房，给儿子要媳妇。生病，一般都是去认识的那几个乡村医生那里抓点药；再严重点，就勉强去大医院做检查；到完全吃不了东西了或者疼痛难忍了，才会真的动身“上”西安。常常，从西安回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一种群体性悲剧。我总是听母亲说，她认识的乡里乡亲“突然”就得了重病，然后病逝的消息。 他们经历了跟我姑姑相似的一生，如杂草一般，顽强地生存，一场大风刮过，有的还能爬起来，有的便湮灭了。他们活得很用力，面对这些普遍性的悲剧，人们似乎也总结不出什么，也不知道该怪谁。说到最后，似乎只能归结于，他们的命不好，姑姑的命不好。这是陕南腹地乡下人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