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定位的差异是阿西尔与多伊奇五十多年来合作无间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她常常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人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人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当然，这份工作确实带给了阿西尔足够的成就感，她在另一本讲述自己编辑生涯的回忆录STET中曾详细写到这种乐趣：她和简·里斯保持通信近十年，讨论《藻海无边》的创作与修改。当简·里斯采纳了她的建议并交出初稿时，她难掩激动地想到“我正在干预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一部天才之作”。她冒着被禁止出版的风险，也要坚持引进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因为这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书。她欣赏奈保尔的文学天才，尽管他以性格糟糕闻名，她仍然可以通过“自我洗脑”来忍受对方无穷无尽的情绪发泄，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心理暗示法— 假设奈保尔是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这样他的怪癖就只会令人感到惊奇和可笑了。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