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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
——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
2026-08-08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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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圣经提到一种爱的方式：爱人如爱己。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特点是这种爱没独占性。如果我具有爱的能力，我就会去爱我周围的人。
——弗洛姆《爱的艺术》
人道主义很容易因着对人类的抽象之爱，而放弃对具体之人的责任。
——罗翔《刑法学讲义》
因此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或者说他的优秀之处正是在于他以普通人的普遍方式生活着，兢兢业业地去承担命运赋予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且以同样的态度去品尝那些绵延不绝的欢乐和苦恼。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还是不说话，可是她希望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认为他应该指责自己了，他哪怕不是痛哭流涕，也应该捶胸顿足，他应该像沈宁所说的跪下来，应该信誓旦旦，应该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虽然她一样不会理睬他，可是这些他必须做到，然而他只会说：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他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看到她始终没有说话，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她听到他很轻地将门关上，她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他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走开了。他回到沙发前，他躺下来以后，刚刚出现的进展消失了，一切又都回到了开始的时候。
——余华《女人的胜利》
因此，民事审判的性质与刑事审判完全不同，它的判决结果民事诉讼 寻求的是 “金钱赔偿”。它寻找的不是 “罪犯”，而是金钱赔偿的 “责任承担 者”。它的诉讼性质是 “私人起诉”，判决的结果是 “赔不赔钱”和“赔多少 钱”。与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统统无关，它所寻求的仅仅是经济赔偿，说到底 这场诉讼在法理上就是只和钱有关。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你们没有什幺特别的事情要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回到你们的社区，使它变得更好、更安全，把它变成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你们不要一味只是责怪白人如何如何，你们要从自己做起，承担责任，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戒绝任何恶习，戒绝暴力和毒品，尊重“为我制造未来”的妻子。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男孩从知事起就接受了歪头的事实，凡有人问起，他就回答：天生的。好像这件事的责任，只能怪到老天爷头上。男孩被很多人扳过脑袋，那些不懂医术的人都以为自己拥有一双神手，可以赢过老天爷。
——路内《花街往事》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里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诉诸“道德”，一个是诉诸“良知”。在日常语言中，道德和良知几乎是同义词。但阿伦特区别了这两条道路。在《责任与判断》一书中，阿伦特做出词源学的考证。无论是道德“morality”（源自拉丁文mores）还是伦理“ethics”（源自希腊词ethos），原初的含义都是指 “习俗”（customs）。而“良知”（conscience）则不同，它在词源学上与“意识”相同，而意识（donsciousness）的字面含义是“和自己一起知道”。此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我必然二合一”（rwo-in-one）。 阿伦特分析指出，传统习俗已经衰败了，而德国出现了新的习俗（道德）——服从命令杀人。于是“道德”崩溃了。我理解，这是说“习俗”淹没了“良知”，导致了“总体性的道德崩溃”。 艾希曼声称的“良知”是屈从于习俗的。他把时下的标准当作道德律令（对康德的误用），当作衡量道德的尺度。他真正面对的不是良知，而是迎合他人的期待，并从中获利（晋升加薪）。 恢复真正的良知，必须独立于习俗 ——这在当时的德国尤为紧迫。因此，独立判断也就尤为重要。 那幺，良知如果失去了习俗的标准，甚至失去了任何外在的标准，会变得任意武断吗？“和自己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标准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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