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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删节》名言名句

未经删节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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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删节简介：
她是伦敦首屈一指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创始董事，为老板安德烈工作。她坦言，自己更喜欢的身份是编辑，而非出版商。因此，本书更像是一份职场打工人的工作手记，以阿西尔特有的坦率，畅谈工作在漫长人生中的位置...

共11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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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已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某些细节是作者玩的花活，是故弄玄虚，编辑看到，会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 阿西尔不以为然：“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阿西尔退休后反思，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出版业从业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认为的“好书”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当下的出版界“更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多伊奇出版社遇到的困境、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的出版人、读者看来，有令人熟悉的沮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因此当汤姆告诉我他接手后，只要我愿意继续按原来的薪水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他都会很高兴时，我非常感激。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当然直到八十岁我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婆。尽管我精神还不错，但我本来就觉得自己不算绝佳的文字编辑（如挑出拼写错误等），现在就更觉得自己简直称得上是糟糕了，尤其是读到自己曾经审读过的书，却发现错漏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价值，在更广的层面……好吧，我仍然确信自己能分辨写作的好坏，但我是否还能判断出孙辈的孩子们（如果我有的话）想买什么书了吗？不，我不可能比汤姆更能干。我们经常喜欢同样的书，其中包括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博曼·德赛的《大象的记忆》、大卫·古尔的《魔戒大师》、洛伦斯·维拉隆加的《玩偶的房间》、克里斯·威尔逊的《蓝玻璃》，这些书各有千秋，但我仍然准备发誓说，它们全是好书，可惜全都不赚钱。所以我无法以这种方式做出任何贡献。朋友们说“他付你的钱太少了”，但我不觉得，我认为我还能挣钱就已经很幸运了，虽然这份工作“不再有趣“，但情况也可能更糟。………………在最后的两年，我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多痛恨这种生活。我被马上就要过上没薪水的日子吓坏了，就像一只被画出的粉笔线压住喙的鸡一样，完全被恐惧催眠了，每天都想着要尽量继续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让我的喙突然能够从被画出的线上拾起，这时我想：“这太荒谬了，我没必要继续这样吧。”在我的心中，高兴和更加恐慌交织在一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那种退休后发现自己不知所措的人，我当然会有一个伴侣，一个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事要做，但整个成年岁月，我的日子全是围绕着工作安排的。此刻获得自由，最开始的感觉很奇怪，我甚至有一次在凌晨三点焦虑发作，想着：“这就像站在悬崖边，看着冷风吹起了裙子！” 我努力不想承认自己有多悲惨时，却忽略了自己其实早就有多么筋疲力尽的事实，...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 20 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在大罗素街最奇怪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终却并没有做成一本书。《观察家报》当时退休的编辑大卫·阿斯特和曾担任过监狱牧师并做过迈拉·希德莉法律顾问的卫理公会牧师蒂姆斯先生，希望迈拉写写自已在“沼泽谋杀案”中所担任角色的真实描述。蒂姆斯先生的动机是，作为基督徒，他相信通过忏悔可以得到救赎。他希望——正如一个处于他那个位置的男人所应该希望的——看到这个女人通过检视自己最黑暗的罪恶感来拯救她的灵魂。我不确定大卫·阿斯特是否在拯救灵魂方面的想法与他保持一致，但大卫相信，如果她能找到自己行为的真正根源，就能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两个男人的鼓动下，她写下了自己的童年，以及遇见伊恩·布雷迪、爱上他、开始和他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快写到谋杀案时，她卡壳了。她需要帮助。她需要一个编辑。于是大卫·阿斯特邀请安德烈和我到他家去见见蒂姆斯先生，同时讨论此事。当时汤姆·罗森塔尔刚刚加入我们，还处于他收购我们出版社的第一阶段，他和安德烈正在联合管理期，所以他也知道这个提议。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典型：汤姆的反应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不想和这个怪物女人有任何关系；安德烈觉得很不舒服，但很尊重这个建议，因为他非常钦佩大卫·阿斯特，觉得他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认真对待；我的心情则是沮丧的同时混合着无法抑制的强烈好奇心。当我们和那两人讨论这件事时，我越来越确定我并不想做。但是，在阅读了他们说服她写的材料后，我准备将我的决定推迟到与她见面以后再做。她写的东西简单、聪明，清晰地表明了一个雄心勃勃、没受过多少教育、觉得自己比家里其他人有趣，却沮丧地无法找到任何证明自己的办法的十九岁女孩，根本不可能不回应她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几乎看不上任何人的严肃内敛的男人，选择了她，向她介绍了她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尽管可怕却引人入胜的书，他还相信，必须超越那支配大多数人...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68人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人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人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人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而人的道德品质里，可取与可悲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宽容与缺乏鉴别力、谨慎与懦弱、慷慨与奢侈之间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或多或少的自命不凡，很不容易判断。在他牛津大学的真实经历和我之间，站着一个他想让人们看到的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1）一如往常，安德烈总是严厉批评我，不仅批评我面对报纸广告经理时的软弱，还批评每个广告的措辞和行距。有一段时间，这些批评对我确实有所帮助；但后来，对于这项他强迫我做的无聊工作，他话里话外对我的糟糕评价，就开始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快就能亲眼看到我干得其实也没这么糟，但隐隐的内疚感逐渐嗡嗡作响，构成了我干这部分工作的基调。有一段时间这种感觉似乎危及了一切，因为一旦安德烈的唠叨集中在某人身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我这个人，有时对自己觉得不重要的细节很草率。例如，我可能会忘记（不会是在处理书籍的文本时，但在输入广告或书封的宣传语时很可能发生）使用单引号，或在引号内保留双引号（这是我们出版社的风格）。发生类似事情时，安德烈会表现出极端震惊：“如果在这么简单的事上我都无法信任你，我下周怎么去巴黎？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进入了校样阶段，纠正这个错误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内疚的嗡嗡声逐渐变大，于是就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人们的错误越犯越多。他的唠叨从我身上转走之后，我看到类似情况一遍遍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时，我开始将它想象成一个邪恶的、总在寻找受害者的小探照灯。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升级，让人开始害怕走进办公室。就算你知道正义真的站在自己这边，知道他只不过是在琐碎事情上大惊小怪，但这种大惊小怪有时近乎残酷，人们似乎受到了控制，完全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任何解释都像是对我们所投入的完美理想漠不关心。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随之而来的愤怒和内疚的混合所导致的神经支离破碎的感觉。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39）……书里写了几个超现实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会假定你比实际更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穿行于陌生之地……故事中的一切，都被以一丝不苟的精准和清醒描述了出来，赋予故事一种在梦境中浓缩现实的感觉。也许可以称之为寓言吧，但寓意何在？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作者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否则他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描写。我后来很快会发现，这样的幻想是浪费时间，好在浪费的是我的时间，但当时，除了很喜欢这种清醒精准的风格外，我还感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这种因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我喜欢这两本书的理由，都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尽管从书写目的的角度，这两本书都写得足够好），而是因为这两个人。他们让我再次感受到书籍对我如此重要的核心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写作艺术的欢愉（尽管这也已经非常棒了），而是因为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P152）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情况正在缓慢地变化着，以至于在尚未察觉之时，第二类人就已经漂浮到另一个世界了。几代人慢慢成长，发现图像比文字更有意思，在计算机空间漫游比用手指翻书更令人兴奋。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阅读，但人数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人愿意费心云挖掘一本哪怕只有点滴阻力的书。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愚蠢，但他们其实并不比我们更愚蠢，他们只不过在享受不同的事物罢了。尽管与我们类似的出版商会继续与第一类人保持愉快的关系，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也经常与第二类人打得火热，但出版商认为有趣的内容与更广泛的公众认为有趣的内容之间，差距一直在扩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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