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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2026-08-11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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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矣，独不感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唯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吏。
——刘和平《雍正王朝》
战则万骨枯，和则太平年。
——董哲《太平年》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这个问题在300年前，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作出了回答：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 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权力只存在幻想之国，世俗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罗翔《刑法学讲义》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在该片中，一种强烈的情感——情爱的迷乱与渴望产生的痛苦——因被置于一个具有抽象特征的地点、一座居住着一些高级时装模特儿的豪华大旅馆的场景里而被提升到一种元情感的层面。这种方式不那幺真实，因为被雷乃置于一种笼统抽象的过去中的那种回忆，是一种全然非历史的、非政治的回忆。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态悄悄发生改变。黎紫书以往的作品也曾触及种族政治议题，如《山瘟》《七日拾遗》等，但这类题材不是她的强项。《告别的年代》虽以1969年“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仅仅点到为止。《流俗地》也处理这段历史，但方式不同。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反对势力在全国选举中险胜，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选后双方冲突，华人成为主要受害者。事件不仅牵涉双方种族政治，更与长期经济地位差异有关。“五一三”事件后，华人地位备受打压，华校教育成为马来官方和华人社团对峙的主要战线，延续至今。014群英细辉想想，自从父亲离世后，大辉以一家之主自居，还真的不管对谁说话，语气都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一段日子，外头风乱雨急，学校的老师罢课，许多反对党人被政府抓进牢里。组屋上上下下被一种莫名的紧张氛围笼罩，细辉注意到大人们眉来眼去心事重重。住十楼的宝华哥在报馆工作，每天下班回来总被许多人拦住，问事。宝华其实在报馆做的是杂差，就管着两台传真机，每天骑摩托来来回回好几趟，风雨不改地到巴士总站去等外坡通讯员的稿子。但大家不知怎幺都觉得宝华是整幢组屋里识字最多的人，还无事不晓，简直如同庙里的解签人，就只有他一个懂得所有签文，知晓一切天机。那段时期，连楼下的印度理发师巴布也会从店里冲出来问他，阿兄，今天谁被警察抓了？火箭党的人被放出来了没有？
——黎紫书《流俗地》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幺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纳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青铜时代晚期，赫梯人控制了今天土耳其所在的这片区域。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里，一支印欧人的祖先逐渐越过安纳托利亚东部，通过不断的扩张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公元前13世纪或前14世纪的鼎盛时期，赫梯人控制着广大的疆域，其范围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叙利亚北部、黑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边缘，并在叙利亚南部与埃及王国接壤。赫梯人是区域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还很好地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颇为幸运。特洛伊城是这个庞大帝国西边一个名为维鲁萨(Wilusa)的城邦的一部分。维鲁萨几乎可以肯定是个富裕的属国——一个臣服于东面那个强大政权的公国。文献资料显示，从公元前13世纪中期开始往上追溯，特洛伊与赫梯当局之间（时而）友好的关系已经延续了150年，这种关系由在两国之间不停走动的使节维持着。特洛伊是个非常重要且非常富裕的缓冲区。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这儿不大有中国人中间常见的互相比富比穷，但能帮人一把时肯帮人一把的好心人很多。写到这儿想起了有一个统计说，论每人每年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捐款，在美国的犹太人平均是大约60美元，在美国的中国人平均是不到半美元。有趣的是，人们都认为犹太人是以小气出名的，而中国人则一向被认为是在一个置社会于个人之上的文化中长大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幺组织认同。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科学对此很难有所作为。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如堕胎合法化）；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如安全与自由）。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是不会有结论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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