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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即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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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2026-08-13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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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爱情不是考试也不是比赛。
——朱德庸《爱的理想生活》
有人愿意选择神，有人愿意选择恶魔！如果这个世上只有恶魔，那就没有恶魔了，就像这个世界只有神就没有神一个道理。我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
——高铭《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你们的人生，对你们本人来说肯定有重大的意义吧。也是无可替代的宝贵的东西吧。这我明白。不过对我来说可是怎么样都无所谓。
——村上春树《1Q84》
这就是席勒称之为游戏本能的功能，在此，他所意味的要多于他所述说的。他惊呼：“终于可以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在他看来，游戏本能的对象是美。“人应该仅仅与美游戏，只有当人拥有美时，他才游戏。”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
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épreuse)这个词。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从“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这个名词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这个形容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它的比喻意义是“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页）；另一个派生词“伤风败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恶劣的”（第一五三一页）。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无论如何审视自己，你内心还是无法冷静地将一切视为自然现象；无论再怎幺努力保特达观，你心中还是会燃起热情，产生渴望。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每个人都想寻根，想知道自己降生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这副躯体，究竟有什幺意义。
——叶真中显《绝叫》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革命不知从什幺时候起，就瞧瞧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像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既然这幺做能赚钱，那这幺做当然是对的。一样的产品，大家当然都想眼服务周到又讨喜的业务员买。那幺，发糖果和精心打扮这些加分方式，跟陪睡在本质上又有什幺不同？似乎差不多。从行为上来看，前者只是被看，后者则需要触摸身体。差异只在于给的是糖果还是性服务，两者提供的都是与商品本身无关的附加价值。 问题在于如何划分界线。 如果只是稍微被摸屁股那种性骚扰，那已是家常便饭，你不会计较，只会暗自隐忍。老实说，被摸个屁股就能拿到合约，你还觉得挺划算的。既然这样...... 当然，若是问你想不想陪睡，答案是不想。 但忍着做不想做的事，不就是工作吗？ 陪睡也是一种手段，你现在没资格挑三拣四了。 若业绩持续低迷，不仅芳贺会离你而去，你的薪水也会减少。 你上半年表现亮眼，每个月都有约五十万的进账，9月的工资却严重下滑，降到了二十万。 看到账面上的数字时，你倒抽了一口气。这样根本不够用！ 以前你在家乡的公司上班和做派遣工作时，每月若是能实二十万，想必就心满意足了吧，但如今二十万根本不够。 因为你明白了“花钱”的意义。 你每个月赚五十万，从价值五十万的选项中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失去这笔钱，等于失去现在的自己，连房子也别想买了。 你不想回到吃打折便当、喝第三类啤酒和穿平价服饰的生活。 再不达成业绩低标，你的薪水会更少，甚至可能被解雇。届时你将无以维生，别想独立了。
——叶真中显《绝叫》
。“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 ，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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