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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入政治领城，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确实，这种政治领城的平等与我们的平等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事实上后者在一个城市国家的人口中总是占多数。从而平等（不像现代那样与正义相关）正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存在于统治者关系中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领城。（P21）

2026-08-13 14:50配图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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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宽恕我生的平凡，死亡驱散我的畏惧和迷惘，岁月变迁何必不悔，尘世喧嚣怎能无愧，在疾风骇浪和粉身碎骨之前，生死无畏。
——都梁《亮剑》
每个人都有随时改变自己决定的自由。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
真正的爱是要唤起对方的生命力，也就是要丰富别人的。
——弗洛姆《爱的艺术》
只叹如果彼此只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么心也就不痛了。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那么若不相识便可不相知，不相见便可不相欠。便可如幽兰匿谷，看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又可云淡风轻，古筝相伴，于夜倚坐月下，巧笑嫣然，于午睡眼朦胧，骗了午时的梦，也骗了自己的情……
——耳根《求魔》
战则万骨枯，和则太平年。
——董哲《太平年》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才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为什幺这两种“独特性”会让人感到这幺大的差别呢？泰勒解释说，一件事情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可是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地平线”。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的背景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在这里，泰勒展现出他的社群主义视野。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到处可以听到各种本真性的宣言：“成为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忠实于自己”“实现自己”……这些口号听起来非常励志，肯定了独特个性的优越性，显示了特立独行，但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自我的独特性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才能获得。现代社会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的，是“自我”赋予的。 如果你进一步去追问来龙去脉，只要你认真给出理由来回答，那幺就会显示，那个单独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独自赋予或创造价值。 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任何价值的设置都是由人的生命活动的需要所发动,因而是设置者生命力量的标记。”——尼采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 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我们有可能做到好好说话，而且我们常常希望能好好说话。哈贝马斯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尽管震惊不断，汉娜·阿伦特还是足够勇敢执着，对外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假如你看到她观察人类困境的极端形式恰恰秉承了“孤独”这个概念，而这个孤独不是说形单影只，而是说被人拒绝对话，那么你可以判断出，就像这场极其偏激的出版攻势被即刻贴上的标签一样，尽管艾希曼之争，尽管那本有争议的书在许多方面是对之前思考的必然推进，并且使之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基本观点更加具体，尽管它是她事业上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但它也是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即便是在联邦德国，拒绝姿态也占据主流；而就算听到赞成的声音，也大多是带着错误的出发点。许多出现在艾希曼一书中的洞见和挑战，对于广大公众来说还为时过早，令他们措手不及。在她对“最终解决”政策的阐释引起足够重视和讨论之前，受极权主义理论影响而对纳粹体制产生的呆板僵化印象（汉娜·阿伦特不假思索地纵容这个印象，尽管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不同于当时的僵化体制阐释理论的），必然会失去其在科学层面的前沿地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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