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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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统治理论的基础是柏拉图式的知与行的分离,而不仅仅是对既不负责任又不可化约的权力意志的辩护。柏拉图把知识等同于命令和统治,把行动等同于服从和执行的主张,通过概念化和哲学表述的纯粹力量,排除了政治领域内所有更早先的经验和表述,为整个政治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甚至在柏拉图得以发展他的概念的经验源泉已经被遗忘了很久之后,他的这一看法依然是权威性的。除了柏拉图对深刻和优美独具一格的结合,为其思想带来经久不衰的影响外,他著作的这一特殊部分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通过把行动解释为制造和制作这一更为可信的理解方式,强化了统治对于行动的替代。柏拉图哲学的关键词“理念”(idea)就来源于制作领城的经验,他的确也是第一位注意到知行分离属于制作活动中的日常经验(知行分离对行动领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思想和行动一且分道扬,行动的有效性和意义也就遭到了毁灭)的哲学家,即制作过程显然分为两部分:首先,制作者观看有待生产之物的形象或形状( eidos),然后着手组织并开始照着做。

句子的出处/作者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 1938年、 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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