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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之针蛰刺着我的灵魂，针与针之间，激动的喜悦交替涌现。
——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2026-08-25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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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渡人都是很脆弱的，他们只有元神没有灵魂，所以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一旦躲不开，为了保护自身，不会元神俱灭灰飞烟灭，他们就会强行把自己的五感封闭起来，就像防震手机在掉下来的时候会关机一个道理的，关闭了五感就没有了正常的感知。
——小吉祥天《灵魂摆渡》
我望着窗外长安城的车水马龙，彻底地将灵魂交与了它。
——李少红《大明宫词》
就拿肉刑来说吧，这当然是折磨，皮肉痛苦，身体受伤，可这一切能把注意力从灵魂的痛苦引开去，这样便只消忍受伤痛的折磨，直到死去。其实，最主要、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在于身体的创伤，而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现在，马上——灵魂就要飞出躯壳，你再也不是人了，而这是毫无疑问的，主要的是毫无疑问。当你把脑袋放在铡刀下面，听到铡刀从头上滑下来时，这四分之一秒钟才是最可怕不过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你无法说出自己灵魂的性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精神世界对于灵魂确是个外在的世界。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后来，我回到701，在一个深夜，悄悄摸到树林里，把小雨的骨灰盒埋在黄依依的墓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幺要这样做，我只感到她们两人应该在一起。都是一条战线的姐妹，没什幺不合适的，更何况两个都是寂寞的灵魂，在阴间有了伴，或许就不再寂寞了吧？坦率地说，此后的半生岁月，我都只为我的职业活着，我没了感情，没了灵魂，我的感情和灵魂，都在那个春天里彻底死了。
——麦家《暗算》
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这个说法仍然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 当然，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不过，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对原子物理来说，一个放射体变为其他物体所需要的秒、年和世纪的数字是一个基本数据。某种巨变的完成需要千年还是在旦夕之间，抑或尚未完成，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质学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学科，但物理学家不太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相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满足于证实恺撒（Cesar）花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或者证实路德（Luther）用了十五年从爱尔福特（Erfurt）的正统派见习修士转变为维滕贝格（Wittemberg）的宗教改革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征服高卢在欧洲社会变迁的时序中的准确位置；在不否定马丁·路德修士的灵魂危机可能具有持久意义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只有准确地确定这场危机对命运轨迹的影响——这种命运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也是作为个人命运之气候条件的文明的命运——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恰当的解释。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按照他的解释，他对“犹太问题”如此着迷，这源于自身的“理想主义”。这些犹太人跟他鄙视的那些同化主义者不一样，他厌烦的那些正统犹太人也不一样。他们跟他是一路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念而活，所以他不能成为个商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 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 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 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我的小房间下面是修道院的厨房。我一面写作一面听着铝盘锡盘叮当响，洗家什的修女正在用水冲洗我们那油水不多的食堂的餐具。院长给我一项与众不同的任务：撰写这个故事。但是修道院里的一切劳作历来只为达到一个目的：拯救灵魂，这好像是唯一应做的事情。昨天我写到打仗，在水槽里的碗碟的响声中我仿佛听见长矛戳响盾牌和铠甲互相碰撞的声音，利剑劈砍头盔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修女们织机上弄出的嗒嗒声，我觉得那就是骏马奔驰时的马蹄踏地声。我闭上眼睛，将耳朵里听到的那一切都化作图像。我的嘴唇不动，没有语言，而语言跳到白纸上，笔杆紧追不舍。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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