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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评判一个行为，必须考虑到行为主体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我想这句话足以说明我的态度。诚然，我也说过，就算我们之间的文化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我也应该去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可我不知该如何原凉，甚至很难理解。如果无法理解，自然做不到宽恕，更何况这当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理解的。p189

2026-08-26 18:16配图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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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神话经典语录
我不相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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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娜·法拉奇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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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
——卢梭《忏悔录》
大学教育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
——俞敏洪《开讲啦》
父母应以非强制性的方式诱发好的行为，从而激发孩子内化正确的态度。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小朋友的问题，多半的源头都是家庭啊。
——林君阳《我们与恶的距离》
人在圈子里，更容易蒙蔽双眼；人在很难看到完整的天。尤其是传道者，更容易发现，教育别人简单，改变自己无比困难。
——李尚龙《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
我们受到托付，要分享一种特殊的喜悦：知识带来的悸动，新的可能性在心里带来的翻涌。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也就是那个学期的一堂课上，她的下身突然流血了，不知所措地趴在桌子上哭。男生大叫着说她要死了，女生则恐慌不已，当时上课的男老师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看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于是对她说：“你回家吧。”然后使唤她的同桌送她回去。 我记得她久久没有起身，一直到老师反复催促了好几遍，她才哭着站起来。 我们都看到她的裤裆上一片红色，椅子上也是一片红色。她的同桌把自己的衣服围在她的腰上，这让她更窘迫了。她连书包都没拿，哭哭啼啼地跑出了教室。 关于她的各种流言蜚语马上就传遍了学校。性教育的缺失使得小学男生对女同学的月经十分“重视”，他们编造了各种关于她的事情，把自己在各种机会下偷看到的两性内容编派在她的身上… 她没有继续读书、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而是直接退学了。她退学以后，与她同村的同学把她的婚讯带到了学校里。
——扎十一惹《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诺齐克对罗尔斯究竟做了什幺批评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充分地尊重个体权利，理论不够自洽，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比如，罗尔斯说，一个人天生的优势完全是偶然的运气，不应该由此获得分配的优势，除非这种优势能让处境最差的人获得改善。诺齐克说，这岂不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了公共资源来分配吗？这样就侵犯了个人自由权，完全不可接受。诺齐克举了个例子，你天生有两只明亮的眼睛，而我天生双目失明，那为了公平，你是不是应该捐一只眼睛给我呢？这听上去太恐怖了，显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罗尔斯也不是主张要直接分配人的天赋，而是说，如果天赋优势让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那幺收益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补偿处境最差的人。而诺齐克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四位男生向一位女生表白，她接受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开始交往，这就影响了其他三位的处境，其中一位颜值不高，天生情感脆弱，感到痛不欲生。那幺应该怎幺来补偿这位处境最差的男生呢？是不是要让那位被选中的英俊男生额外缴税，用来帮那位“落选”的颜值最低的男生做整容手术？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恋爱交往与经济分配并不相同，但诺齐克认为，它们都可以看作一个市场。在相亲市场中，我们只要有自愿交易就是正义，没有谁应该对谁做出补偿。在经济市场中也应当如此。比如，有两家蛋糕店，一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而另一家经营不善、门可罗雀，最后倒闭，员工全部失业。那幺生意好的那家蛋糕店，难道就应该出钱救济隔壁失业的员工吗？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了自由主义原则，让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原则，而是把平等分配当作默认选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制条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的限制）。所以，罗尔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但在社会...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要从自己出生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约翰·布鲁克斯援用两家在郊区毗邻而住的居民为例，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幺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幺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拉塞尔·林斯（又译罗素•林内斯 ）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觉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井非只是金钱，...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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