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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suffragette”*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意为通过有组织的抗议来争取妇女选举投票权的女性。2015年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S所agette）讲述的就是20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为争取选举投票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一译注**当时许多参加运动争取投票权的女性被丈夫赶出家门。一译注

2026-08-29 21:33配图 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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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在哪种意义上，它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
——卢梭《社会契约论》
所以，“爱的奉献”这句话就奇怪。左腿怎么能送给右腿一个完整呢？只能是两条腿一起完整。此地狱怎么能向彼地狱奉献一个天堂呢？地狱的相互敞开，才可能朝向天堂。性可以奉献，爱却不能。爱就像语言，闻者不闻，言者还是哑巴。甘心于隔离地活着，喂爱和语言不需要。爱和语言意图一致——让智识走向心魄深处，让深处的孤独与惶然相互沟通，让冷漠的宇宙充满热情，让无限的神秘暴露无限的意义。
——史铁生《病隙碎笔》
闲只有在忙碌之后，才有意义，持续地闲，不久就会成为闲人。
——李尚龙《你的努力要配得上你的野心》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其实中国人讲国，仅指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必有一政府。中国人讲天下，这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政治永远不能包括尽了全社会，全人生。社会还是永远在政府之上。这是中国人的旧观念。天下是指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间的一部分。
——钱穆《人生十论》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
——保罗·福塞尔《格调》
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辙：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本来霍赫胡特控诉的是某一个历史上的确有据可查的教皇，可是人们偏偏要指控其针对整个基督教，又或说：“完全有理由提起更为严重的指控，不过被告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罗伯特·威尔驰语）。或者在对于通常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面前，提出一个“全貌”说。这样一来，所有细节组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续画面；结果，除了照搬被告当初的做法，你别无二选。如此这般的一个全貌，就是犹太民族的“隔都心态”，它遮蔽了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即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被灾难直击的群体——基督教会，“最终解决”时期的犹太领导层，“7·20事件”中的人——也很难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于是人们普遍不愿意作出判断，回避一切应尽的、强加的个人责任，乃至最终很难解释此类动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 ，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入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为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p95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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